实行的着手对于犯罪未遂形态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加之着手的概念难以明确，其认定情形比较复杂，导致着手问题在现代刑法中备受重视，是犯罪未遂形态中争论和探讨的重点问题，却始终无法得到定论，但司法实践中往往要求准确判断着手的时点。鉴于着手在刑法理论中的重要地位，本文对犯罪未遂中的“着手”行为如何认定，谈点粗浅的认识，以期抛砖引玉。

　　根据我国《刑法》第23条第1款的规定，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完成犯罪的行为状态。犯罪未遂的行为人是未遂犯。“着手”标志着犯罪预备阶段结束，行为进入犯罪实行阶段。犯罪尚没有着手实行就停止下来，那就不可能有犯罪未遂形态，只可能是犯罪预备或者犯罪预备阶段的犯罪中止。意大利刑法学家卡利亚于1764年首次在理论上明确提犯罪的“着手”一词，并把它与犯罪未遂相联系；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2条在首创法定的犯罪未遂一般概念的同时，也首次把“着手”一词立法化，规定为犯罪未遂的一个特征。以后多数国家的刑法典在规定犯罪未遂的同时，也都把“着手实行犯罪”明确规定为犯罪未遂的特征之一。我国也不例外。

　　所谓“着手”，是指犯罪分子开始实行刑法分则规定的某一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从犯罪发展的过程看，着手不是犯罪预备行为的结束，而是犯罪实行行为的开始。例如，小偷伸手掏乘客的钱包，“伸手”就是实行秘密窃取的开始。举刀杀人或掏枪杀人，“举刀”、“掏枪”就是实行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行为的开始。这开始的一瞬间，就是“着手”。它标志着盗窃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已由犯罪准备阶段开始进入犯罪的实行阶段。而在“着手”以前，小偷尾随事主，是盗窃罪的预备；杀人犯买刀、麽刀、携刀，或者借枪，携枪寻找被害人，是故意杀人罪的预备。可见，犯罪分子是否“着手”，是区别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的根本标志。

　　着手是实行行为的开始，所以着手的性质与实行行为的性质是同一的。关于犯罪实行行为的性质，在我国刑法学理论上有不同看法。通说认为，实行行为是指刑法分则规定的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行为人实施了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就是实行行为，否则是预备行为。此外，有一种观点认为，实行行为是指能直接导致犯罪结果发生的行为。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揭示犯罪实行行为的特征，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这两种观点又都不甚圆满。犯罪的实行行为，是指刑法分则规定的体现犯罪本质特点的行为。1、实行行为是体现犯罪本质特点的行为，例如，诈骗罪的本质特征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公私财物，行为人实施了这样的行为，就是诈骗罪的实行行为，否则就是预备行为或者不构成犯罪的行为；2、实行行为是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犯罪客观方面要件的行为，不是与客观方面要件无关的行为；3、实行行为能否造成实际的危害结果，是否造成了实际的危害结果，本身具有不确定性。

　　关于“着手”的认定，国外刑法理论上存在主观说，客观说、折中说等许多学说，国内学者间也有许多不同看法。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所谓“着手”，就是开始实行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一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这种行为已不再属于为犯罪的实行创造便利条件的预备犯罪性质，已使《刑法》所保护的具体权益初步受到危害或面临实际存在的威胁。判断是否着手，可以结合具体犯罪的罪状从两个角度考察；一是看行为的指向性是否明确和危害性是否明显，在有犯罪对象的场合，这种行为已经指向犯罪对象，在犯罪既遂包含犯罪结果的犯罪中，还会发生犯罪结果。比如，为故意杀人而磨刀霍霍的行为，其指向不明，不算“着手”，如果已经是举刀下砍严重危及人命，当然就应是“着手”。再比如，意图强奸已经秘密入室接近被害人睡床，因踩倒便盆受到惊吓而逃匿，虽然指向明显但并未接触被害人人身而且危害不深，不宜认定“着手”。二是看行为是否已经超越“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犯罪预备范畴。司法实践中，对于未上路或尚在途中的情况、单纯的尾随行为、守候行为以及寻找犯罪对象的行为，应认定属于“制造条件”，不应认定“着手”。在入室作案的场合，仅有入室或正在入室的行为，还没有直接加害于犯罪对象的情况，究竟是否着手，要看是实施盗窃、非法侵入住宅等犯罪还是其他暴力犯罪，是否采取暴力、胁迫手段进入等具体分析。

　　如何确定“着手”，在实践中是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因为犯罪是个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不同的犯罪，“着手”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也各式各样。例如，实行放火的，“一擦燃火柴或者点燃其他引火物”，撬门盗窃的，“一撬锁”，等等。这些不同的表现形式说明，犯罪中的“着手”，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形式。因此，具体确定某一犯罪是否“着手”，还要根据全面案情，按照我国“刑法”分则有关条文规定的客观要件进行具体分析、判断。

　　在审判实践中，衡量犯罪分子是否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笔者认为，一般是从四个方面考虑：

　　1、实行行为必须实际接触或者接近犯罪对象。例如，携刀埋伏路边伺机行抢的抢劫犯，如果在行为出现之前即被抓获的，不能认为抢劫已经着手，仍应属犯罪预备的行为。

　　2、实行行为必须对犯罪的直接客体造成了直接威胁。否则，即使已经接触或者接近犯罪对象，也不能认为是犯罪着手。例如，尾随”行为，对犯罪客体只是一种间接的潜在威胁，尚未直接危及犯罪对象的安全。其行为完全符合犯罪预备行为的本质和要求。只有再往前发展一步，直接指向犯罪对象，造成了实际的威胁，才能视为行为人实行犯罪的着手。

　　3、实行行为必须能够直接引起危害后果的发生。有些犯罪实行的行为虽然还没有直接接触犯罪对象，但只要这种行为能够对犯罪的客体直接引起危害后果的，就应认为是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例如，行为人只要把毒品放在被害人要吃的食物里，就有可能导致被害人死亡。

　　4、实行行为必须能表现其犯罪的意图。着手犯罪是以行为人具有犯罪意图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行为人的行为已经明显表露出他主观上是在追求某种犯罪结果的发生。例如，同是擦燃火柴，既可以用于点燃香烟，也可以用来放火。只有是为了放火而擦燃火柴的行为，才能成为放火罪的着手。

　　笔者认为，认定“着手”还有两种特殊情况要注意：一是对于间接实行犯利用无责任能力或者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以及假借无犯罪故意人之手以实现自己犯罪意图的，其犯罪实行行为的着手，应为实施利用行为的开始。二是对于隔地犯由于犯罪的实行行为与作为构成犯罪既遂要件的结果，存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分离，因而一般以行为地的实行行为标准来具体认定犯罪的着手。


　　（作者单位：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法院）
BT模式禁止论的法律驳斥
作者：周舟

2006年1月4日，建设部、发改委、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共同发布了《关于严禁政府投资项目使用带资承包方式进行建设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
政府投资项目一律不得以建筑业企业带资承包的方式进行建设，不得将建筑业企业带资承包作为招投标条件；严禁将此类内容写入工程承包合同及补充条款，同时要对政府投资项目实行告知性合同备案制度。
政府投资项目是指使用各类政府投资资金，包括预算内资金、各类专项建设基金、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的国家主权外债资金建设的项目。党政机关（包括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及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自筹资金建设的项目，视同政府投资项目适用本通知，采用BOT、BOOT、BOO方式建设的政府投资项目可不适用本通知。
带资承包是指建设单位未全额支付工程预付款或未按工程进度按月支付工程款（不含合同约定的质量保证金），由建筑业企业垫款施工。
该《通知》的发布导致了关于BT模式是否遭禁的讨论沸沸扬扬，大多观点认为BT模式究其实质乃是承包商垫资，而垫资在当前中国遭到有关行政主管机关禁止，所以BT模式亦遭到禁止。少数派观点以太平洋建设集团的严介和为首席代表，认为BT模式不属于垫资，何谈遭禁？（太平洋建设集团是BT模式最大的fans，也正是BT使得严介和短期迅速成为胡润排行榜的探花郎）
从2002年刚做BT到现在，前后共负责10多个BT项目的操作模式论证、法律风险分析、合同架构设计与合同起草等工作，我从来没认为BT是不合法的，所以当看到最近很多人所谓的BT遭禁的言论，觉得很是难以理解。怎么会有如此论调呢？
诚然，相对于BOT，BT缺少一个“O”，而且缺少这个“O”也的确使得BT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但这种变异竟然模糊了如此多智慧的双眼，确是始料不及，看来是炼丹炉中烧炼火候不足，尚未练就火眼金睛。
关于BT的合法性以及并未遭禁，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简单论证：
一、BT与BOT模式本是同根生
BOT与BT横行江湖之基础，在于政府缺乏必要的财政资金投入公共项目建设，所以借助BOT的方式吸引外国资本或者民营资本。BOT与BT二者一样，并不是政府就不用支付，只不过是延期支付，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BOT与BT只是解决了政府财政资金的一时短缺，都有点类似于分期付款，不过BOT是采用授予外部投资人特许经营权作为分期支付的方式，而BT是采用政府财政资金分期偿还的方式，BOT中政府对外用收费权支付，而BT中政府对外用现金支付，唯支付手段不同尔。因此，BOT与BT可谓是“同根生”。
BT的出现除了政府引资这个因素外，另外一个因素是项目本身所决定的，很多项目都具有公益性，或者政府基于某种考虑，使得项目不具有可经营性，不能“O”，但是政府以及当地经济发展又急迫需要这个项目，所以就只能分期付款了。也正是因为不能“O”，所以对BT项目感兴趣的大多为建筑承包商，一般其他投资人较少，因为BT项目中的纯粹的投资收益相对较低，而且与承包收益是合而为一的，有时难以区分。这也是唯有承包商热衷于BT的缘故，比如参与北京地铁奥运支线项目竞标的绝大多为承包商。
因此可以这么说，BT对于政府而言是分期付款的政府采购，是吸引外部投资，而对于承包商则是融投资带动总承包的新型承包方式，承包商更加关注的是承包合同额与承包利润，而非投资收益。正是政府与承包商双方需要的契合点成就了BT的大放异彩。
《通知》中所谓“采用BOT、BOOT、BOO方式建设的政府投资项目可不适用本通知”，从这个表述我们很容易推断，原本属于政府投资项目不会因为采用BOT形式而改变其政府投资项目的属性。换言之，尽管BOT从形式上似乎是政府无需动用财政资金进行支付，在特许经营期满后转让时无需支付转让价款或仅象征性地支付转让价款，但《通知》认为BOT模式中授予外部投资人特许经营权可以理解为间接使用政府财政资金进行支付，因为特许经营权如果不授予外部投资人，则会为政府带来收益，该收益是属于国家财政资金的一部分。这里BOT与BT的差异仅仅在于，BOT中分期付款期限（特许经营期）更长，支付方式为特许经营权而已。
因此如果《通知》认为采用BOT、BOOT、BOO方式建设的政府投资项目可不适用，那么BT理所当然的也不应适用。
或者如果仍然不够清晰的话，那我们可以玩个小游戏，做个极端假设，比如地方政府在项目立项阶段要搞BOT，在外部投资人建造完毕运营之前，因为公共利益需要，地方政府决定取消运营收费，使用财政资金买断外部投资人的特许经营权或者给与其相应补偿，那岂不是由BOT而变成了BT，那到底这个BT是否合法呢？而实践中也的确存在很多取消特许经营权的案例，只不过是运营收费一段时间之后，而非刚刚建造完毕，比如北京五环和上海某隧道。试想如果地方政府与外部投资人双方达成默契并充分信任，那岂不是《通知》很容易被规避？那立法目的如何实现？
综上，认为《通知》是对BT模式的禁止实在是妄加猜测，也不符合“法不禁止即可行”的法律理念。
二、建设部确认BT的合法性和未遭禁止
尽管自2006年1月发布《关于严禁政府投资项目使用带资承包方式进行建设的通知》后，建设部对于外界讨论激烈的BT是否遭到禁止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是通过观察以下几个文件（特别是发文时间）我们不难推断出建设部对BT操作模式的认可和推广。
1、1996年6月建设部、国家计委、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严禁带资承包工程和垫资施工的通知》，严禁施工单位带资承包工程，建行设单位不得要求承包单位垫资施工。
2、2003年2月建设部发布的《关于培育发展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企业的指导意见》，规定鼓励有投融资能力的工程总承包企业，对具备条件的工程项目，根据业主的要求，按照建设—转让（BT）、建设—经营—转让（BOT）、建设—拥有—经营（BOO）、建设—拥有—经营—转让（BOOT）等方式组织实施。
3、2004年10月最高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
当事人对垫资和垫资利息有约定，承包人请求按照约定返还垫资及其利息的，应予支持，但是约定的利息计算标准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部分除外。
　　当事人对垫资没有约定的，按照工程欠款处理。
　　当事人对垫资利息没有约定，承包人请求支付利息的，不予支持。
4、2006年1月建设部、财政部、发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共同发布的《关于严禁政府投资项目使用带资承包方式进行建设的通知》，规定在政府投资项目中严禁施工单位使用带资承包方式承揽政府投资项目。
通过上面这四个文件的发布时间顺序、内容和文件之间的内在逻辑，我们很容易发现建设部是认可BT模式的，而且BT也没有遭到禁止。简要分析如下：
1996年《关于严禁带资承包工程和垫资施工的通知》禁止一切工程项目带资承包，其后于2003年《关于培育发展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企业的指导意见》就提出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搞BT，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BT不属于带资承包，也没有受到《关于严禁带资承包工程和垫资施工的通知》的禁止。如果说《关于严禁带资承包工程和垫资施工的通知》禁止BT模式，那么其后发布的《关于培育发展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企业的指导意见》提出鼓励BT就属于胡说八道了。
2006年1月的《关于严禁政府投资项目使用带资承包方式进行建设的通知》与1996年6月的《关于严禁带资承包工程和垫资施工的通知》从内容上并无实质差别，只是禁止带资承包的覆盖范围不同罢了。2004年最高院发布《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对垫资条款约定与垫资利息给与了认可和保护，因此2006年1月重新发布《关于严禁政府投资项目使用带资承包方式进行建设的通知》，将禁止垫资的范围缩小到只是在政府投资项目中禁止带资承包，应当说这是因最高院司法解释所做出的一种阵地退守。
三、BT不属于带资承包
根据《关于严禁政府投资项目使用带资承包方式进行建设的通知》，带资承包是指建设单位未全额支付工程预付款或未按工程进度按月支付工程款（不含合同约定的质量保证金），由建筑业企业垫款施工。
首先检讨一下上述关于带资承包定义的缺陷：
第一，该定义与现行建筑市场现状脱离，现行建筑市场就是业主市场，承包商无可选择，“要么接受要么离开”，所谓人在江湖漂的身不由己，在这个市场业主是大佬。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承包商会手执《关于严禁政府投资项目使用带资承包方式进行建设的通知》，坚持要业主给预付款，要按月支付进度款。当然，有了《关于严禁政府投资项目使用带资承包方式进行建设的通知》，承包商至少多了一个谈判武器，只是这个武器的杀伤力有限。
第二，带资承包的定义中工程进度款支付的方式仅仅是按月支付，未免太过狭隘。实际工程实践中至少存在着按月进度付款和按形象进度付款两种。而且2004年10月财政部与建设部联发的《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其中第十三条规定工程进度款结算方式包括：
1、按月结算与支付。即实行按月支付进度款，竣工后清算的办法。合同工期在两个年度以上的工程，在年终进行工程盘点，办理年度结算。
2、分段结算与支付。即当年开工、当年不能竣工的工程按照工程形象进度，划分不同阶段支付工程进度款。具体划分在合同中明确。
然后，我们来讨论BT不属于带资承包的问题。
在BT模式下外部投资人既为建设单位，而BT工程由于其公益性或其他因素不宜经营收费，因此目前国内做BT的清一色的是建筑企业，如太平洋建设集团、中建总公司、中铁工、中信国华建设等等。因此BT模式下，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两位一体，角色统一，外部投资人作为建设单位既要负责BT项目的融资，还要提供融资所需的相应比例的配套资金，同时要负责BT项目立项、报建、开工等相关前期手续，外部投资人同时作为总承包单位，负责BT项目的设计、采购与施工。当然，外部投资人上述工作内容将根据其与政府签署的BT合同的约定的不同而作相应调整。
根据上述，既然BT模式下，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为统一法律主体，因此就不存在《关于严禁政府投资项目使用带资承包方式进行建设的通知》中所谓的建设单位未全额支付和建筑企业垫资施工的问题，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推理。
言而总之，BT模式之所以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大放异彩是有其经济和制度基础的，认为BT遭到当局主管行政机关的禁止实属妄加猜测。当务之急应讨论的是关于BT的立法空白，比如外部投资人作为建设单位进行BT工程立项、报建等前期手续的主体资格问题、工程总承包的招投标问题、BT工程转让时的税收问题等等（关于BT立法的空白作者将另行撰文），加强BT的研究与立法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