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收容遣送管理条例
云南省昆明市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昆明市收容遣送管理条例》的决议
（１９９４年９月２４日云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云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了《昆明市收容遣送管理条例》，同意省人大法制委员会的审议结果报告。会议决定批准这个条例，由昆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昆明市收容遣送管理条例
（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９日昆明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４年９月２４日云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做好收容遣送工作，维护本市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的收容遣送工作由民政、公安部门共同负责，卫生、财政、运输等部门协同配合。
民政部门及其所属的收容遣送站（所），负责对被收容人员的接收、审查、管理、教育、遣送和部分收容工作。
公安部门的治安管理机构负责其管辖区内应收容人员的收容及收容遣送中的治安管理。
卫生部门及其医疗机构负责被收容人员中的危重病人、急性传染病人、精神病人和麻风病人的收治工作。
财政部门对所需的收容遣送经费，应纳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安排。
铁路、公路等交通运输部门对收容遣送工作应当提供购票、进出站、上下车等便利条件。
第三条 本市行政辖区内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组织应当配合民政、公安等部门实施本条例。
第四条 收容遣送工作人员应当依法履行职责。
被收容遣送人员必须服从收容遣送工作人员的收容、管理和遣送。
被收容遣送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二章 收容和审查
第五条 下列人员应当予以收容：
（一）流浪街头乞讨的；
（二）露宿街头，生活无着的；
（三）流落街头无监护人监护的精神病患者或者智力严重缺损的；
（四）主动投站（所），自愿按收容规定履行手续的；
（五）本市流出外地需接收、中转的；
（六）其他依照有关规定需要收容的。
第六条 公安、民政部门对被收容人员，应当进行询问，做好笔录，填写《昆明市被收容对象登记表》、《随人物品清单》，由被收容人员签名或者按手印，收容部门加盖公章后，及时送交收容遣送站（所）。
第七条 收容单位发现被收容人员中有危重病人、急性传染病人、精神病人和麻风病人，应先送卫生部门指定的当地医疗治疗，待病情好转可以遣送时，再移送收容遣送站（所）。
被收容人员住院诊治所需的医疗费用，由本人所在单位或者家属负担；确实无法收取的，卫生部门出具医疗卫生费用清单，交收容遣送站（所）按规定程序报同级财政部门核拨。
第八条 收容遣送站（所）接收被收容人员后，应当在２４小时内进行询问。
经审查，凡符合本条例第五条规定的，纳入收容遣送管理范围；不符合的，应当立即放行；有犯罪嫌疑的，应当移送公安部门审查。
第九条 收容遣送站（所）对被收容人员，应当由同性别的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检查。发现被收容人员携带有危险、有毒、有害和其他违禁物品时，应当收缴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随被收容员移送或者被收容人员随身携带的贵重财物及不宜带入管教场所内的物品，由工作人员登记造册保管并出具收据，待离站（所）时清理退还本人。
第三章 管理和教育
第十条 收容遣送站（所）对被收容人员应当区别对待，分类管理，进行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并根据不同情况处理。
对屡遣屡返，不服从管理的被收容人员实行强制性管理。
对未成年被收容人员实行保护性教育管理。
对女性被收容人员，由女性工作人员管理。
第十一条 收容遣送站（所）应当按规定标准安排被收容人员的生活，配备必要的生活、卫生、防疫和教育设施；对有病的予以治疗；对老幼病残者和孕妇予以适当照顾；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予以尊重。
第十二条 被收容人员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服从收容、管理和遣送，接受教育并遵守各项规章制度；
（二）接受审查，如实回答工作人员的询问，服从安全检查；
（三）不得侵犯其他被收容人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益；
（四）不得逃离或者煽动、教唆他人逃离收容遣送站（所）或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五）不得损坏公共财物；
（六）不得辱骂、殴打工作人员；
（七）有劳动能力，应当参加收容遣送站（所）组织的劳动。
第十三条 负责收容、管理和遣送的工作人员，不得对被收容人员实施下列行为：
（一）打骂、体罚、虐待、侮辱；
（二）敲诈、勒索、侵吞和收受其财物；
（三）克扣其生活供应品；
（四）擅自检查其私人信件；
（五）扣压其申诉、控告材料；
（六）任用其从事管理工作或者差遣其为工作人员服务。
第十四条 收容遣送站（所）对姓名、住址和身份清楚，有自返能力的下列被收容人员，允许其自行返回原住所地：
（一）主动投站（所）求助，经联系汇款来站（所）的；
（二）因进城务工不着，滞留城市流浪，初次被收容，经教育后，具结不再外出流浪的。
第十五条 收容遣送站（所）对已查清姓名、住址和身份的下列被收容人员，应及时通知其亲属、监护人或者所在单位到站（所）认领：
（一）十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二）六十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三）行走不便、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人；
（四）身患危重病、传染病、精神病或者有严重心理障碍的人员；
（五）按规定对口接收的被遣送人员。
被收容员的亲属、监护人或者所在单位，自接到收容遣送站（所）的通知之日起，本市的应当在７天内，本省的应当在１５天内，省外的应当在３０天内到站（所）认领，逾期不到站（所）认领的，予以遣送。
第十六条 收容遣送站（所）对查清姓名、住址和身份，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被收容人员，应当通知其亲属、监护人或者所在单位来站（所）保领。
保领人有监护、教育被保领人不再外出流浪的责任。
第十七条 认领人、保领人到收容遣送站（所）认领或者保领被收容人员时，必须出示有关证件。被保领人必须作出不再外出流浪的保证。
第十八条 被收容人员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加强管理，进行劳动教育：
（一）屡遣屡返、长期流浪的；
（二）强行乞讨，妨碍他人正常活动的；
（三）伪造身世，以乞讨骗取钱财的；
（四）被收容后隐瞒本人真实姓名、居住地，无法遣送的。
劳动教育时间一般为三个月。上列被收容人员在劳动教育期间，接受教育，积极劳动的，可以提前遣送；需要延长的，经市民政部门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劳动时间，但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
第十九条 被收容遣送人员参加生产劳动，应适当给予报酬，具体标准由市民政部门制定。
第二十条 被收容人员在收容遣送期间的食宿、交通、医疗、邮电等费用，由本人或者其亲属、监护人承担，确属无力支付的，可向收容地民政部门申请减免。有劳动报酬的，从其劳动报酬中抵付。
第二十一条 被收容人员在收容遣送站（所）死亡的，收容遣送站（所）应当及时报告上级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由法医作出死亡鉴定；在医院死亡的，由医院出具死亡证明书，并由收容遣送站（所）通知其亲属或者监护人，无法通知的应登报公告。
非正常死亡的，收容遣送站（所）应及时报告司法机关或者有关部门处理。
第四章 遣送和安置
第二十二条 收容遣送站（所）对下列被收容人员予以遣送：
（一）社会救助对象无力自返的；
（二）其亲属、监护人或者所在单位逾期不到站（所）认领的；
（三）无人保领的；
（四）其他必须遣送的。
第二十三条 收容遣送站（所）对被收容人员应当及时组织遣送。
在站（所）待遣时间一般不超过３０天。依照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进行劳动教育的，待遣时间计入劳动教育时间。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适当延长留站（所）待遣时间：
（一）经医生证明，需要留医院治疗或者观察病情的；
（二）一时难以查清姓名、住址的；
（三）交通受阻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的。
第二十四条 被收容人员的遣送，由收容遣送站（所）指派专人，按下列规定送达目的地：
（一）本市的送达流出县（区）收容遣送站（所）或者县（区）民政部门。
（二）本省的送达省规定的对口接收中转站或者市（县）收容遣送站（所），没有设站（所）的送达当地民政部门。
（三）跨省遣送的，按国务院规定送达流出省的对口接收站（所）；与本省相邻地区的，可以送达对口接收站（所）转遣。
（四）需要特殊护理的病人、孕妇和专遣对象，可以直接送达流出地区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家庭。
第二十五条 负责遣送的工作人员对于抗拒遣送、寻衅闹事、策划逃跑的被遣送人员，可以采取强制性管理措施。如发生逃跑、跳车（船）等事故，要及时妥善处理。
负责遣送的工作人员在遣送途中不得将被遣送人员丢弃或者随意放行。因玩忽职守，造成重大事故的，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第二十六条 本市的接收单位对外地遣返来的人员应进行核对后方予接收，并填写回执。
第二十七条 对被遣返人员的安置以家庭为主，国家、社会为辅。
县（区）人民政府负责检查、督促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做好本辖区内被遣返人员的安置工作。
第二十八条 本市无家可归的被收容遣送人员，原住所地清楚并有劳动能力的，由流出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安置；无劳动能力的，由流出地社会福利院收养；原住所地查不清楚的，由流入地民政部门安置。
第二十九条 被遣返人员户口已被注销的，公安部门应当准予落户。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被收容人员对收容遣送站（所）收容不服的，可以自被收容之日起１０日内向主管民政部门申请复议；民政部门应当在接到复议申请之日起５日内作出复议决定；被收容人员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１５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一条 被收容人员凡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情节较轻的，由收容遣送站（所）予以警告、训诫、责令赔偿；符合劳动教养规定的，依照审批程序决定劳动教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负责收容、管理和遣送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直至追究法律责任；侵害被收容遣送人员合法权益的，被侵害人可以向上级民政部门或者有关国家机关检举控告。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的问题由昆明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经济纠纷？合同诈骗？抑或职务侵占？
钟 伟 苗
案情介绍：1995年3月，原浙江省诸暨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下简称四建公司）中标获得了上海延安西路第二小学综合楼、上海场中路芳苑住宅D\E型多层住宅和C型高层住宅的土建和安装工程承包权，工程总预算为2189万元。建设方和承包方签订了《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根据《合同》规定，承包方的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建设方按承包方的工程进度向承包方拨付工程款，合同还规定了其他一些必备条款。此后，四建公司聘请王某（非四建公司职工）担任该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并与他签订了《单位工程责任协议书》。按照《协议书》规定，王某以“包工包料”形式“承包”上述所有的工程项目，四建公司预先按总工程款的一定比例提取税收、“管理费”和“安全保证金”、“工程保修费”等费用，其余工程款项由王某按工程进度向四建公司申请拨付。《协议书》还规定，对承包方和建设方签订的合同中有关承包方的条款，王某必须保证履行并负法律责任。《协议书》同时规定了四建公司要解决王某工程施工中的主要技术问题，并要对工程质量和安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至案发时，建设方共拨付给四建公司工程款2134.1万元，王某以付民工工资（用现金）和购工程材料（一般用支票）为名从四建公司领取2051.7万元（其中现金493.9万元，转帐支票1557.8万元）。经查，王某实际只付民工工资391.7万元（工程材料款问题至今未查清），把现金用于其它工程项目开支19.2万元，王某对其余款项无法说明去向。由于王某的不当做法，致使四建公司已被迫重付民工工资66.6万元和材料款等97万元（债权人向法院起诉四建公司，法院已判决四建公司向债权人支付工资或材料款。还有多少债权人会起诉，不得而知）。另外，据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反映，王某在1994年7月至1995年3月担任诸暨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杭州分公司杭州中医院教科病房楼工地负责人期间，采用了同样手段，获利70多万元。
王某于1997年9月28日被诸暨市公安局以涉嫌挪用资金罪名义刑事拘留，1998年月1月9日被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年10月12日被诸暨市人民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关于罪名的司法解释出台前的罪名为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王某不服上诉，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12月29日以王某系挂靠经营、其不是四建公司职工等理由，认为王某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特征，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但时至今日，一审法院仍未重审，公诉机关已撤诉，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然公安机关既未补充侦查，也未撤案。
对于王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罪的问题争论较大，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本案属于经济纠纷，王某不构成犯罪。其理由是：1、从四建公司与王某签订的《单位工程责任协议书》内容看，工程项目的实际承包者是王某个人，四建公司除按很小的比例提取固定费用外，不承担任何工程风险，且该工程项目的中标，王某起了主要作用，因此，王某的所谓承包经营实际上是挂靠经营；2、王某不是四建公司的正式职工；3、按照《协议书》规定，王某有权支配工程款。因此，王某既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要件，也不具备职务侵占罪的客观要件。至于四建公司被迫重付民工工资和工程材料款的问题，则是四建公司同意王某挂靠的直接法律后果，四建公司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向王某追偿。
第二种观点认为，王某构成职务侵占罪。理由是：1、王某开始“承包”前，四建公司发文任命王某为上海工地的负责人，表明王某具备了职务侵占罪所必需具备的“职务”；2、王某利用职务之便领取并侵吞民工工资的行为十分明显，且数额巨大；3、王某主观上是故意，且其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
第三种观点认为，本案的事实还有待于进一步查清，然后才能正确定性。分为以下二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如果查实王某事实上确属四建公司内部责任制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时，王某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理由是：首先，要对“挂靠经营”和“内部承包责任制”进行本质区别。分析生产要素是对二者进行区分的唯一手段。“内部承包责任制”协议的发包方必须提供必要的生产要素，如资金、场地、技术、设备等，而“挂靠经营”关系中的被挂靠者却不提供任何生产要素，只提供“牌子”（虽然个别情况下“牌子”也是生产要素，但在这种情况下，“牌子”只是“承包”关系中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从本案情况看，如果四建公司不但提供了“牌子”，而且事实上提供了工程所需的必要的技术服务，进行了必要的安全和质量管理，加上已查明的四建公司按工程进度向王某拨付工程款等情节，那么完全可以断定，王某和四建公司的关系决不是什么“挂靠”关系，而是“内部承包责任制”关系。虽然，双方协议中有许多条款不合理或不合法，但不能否认双方“内部承包责任制”关系的事实。其次，要搞清王某从四建公司领取的款项的所有权归属问题。按照银行操作的基本规则“谁的钱进谁的帐，由谁支配”，建设单位拨付给四建公司的工程款，一旦进入四建公司的帐户，其所有权和支配权就属于四建公司。王某利用职务便利，采取欺骗手段从四建公司领取款项加以侵吞的行为，侵犯了四建公司的财产所有权。第三，要对“利用职务便利”进行正确理解。所谓“利用职务便利”是指利用自己在职务上所具有的主管或者管理、经手本单位财物的方便条件，如公司经理利用自己有权在一定范围内调配、处置单位财产的便利，企业会计利用自己有权管理财务的便利等等。只要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侵吞本单位财物的，都要以职务侵占或贪污行为论。当然，这里的“职务”既可以是“正式职务”，也可以是“临时职务”，甚至可以是“兼职职务”。而且，事实上，企业劳动用工形式早就实现了多样化，“正式职工”的概念正逐渐淡出，代之而起的时鲜概念是“合同工”或“临时工”、“兼职兼薪”等。职务侵占罪或贪污罪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行为人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侵吞了该职务所归属单位的财产”。从本案情况看，王某虽然不是四建公司的“正式职工”，但他作为四建公司上海工地的负责人和《协议书》中的“承包人”却是不争的事实，王某的“职务”是一种“临时职务”或“兼职职务”。而且，王某确确实实是利用了他的上述“职务”便利，从四建公司代领取全部民工工资款和以代付工程材料款为名领取工程材料款，并隐瞒了其实际上不付或少付民工工资款和工程材料款的事实，并进而加以侵吞。王某的这种做法是“利用职务之便”侵吞本单位财产的一种表现方式。第四，从主观上看，王某先前曾用同样手段侵吞了诸暨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工程款70余万元，因未被追究刑事责任，故王某认为此举有空子可钻，因此，其继续用这种方法从四建公司捞一笔。可以肯定，王某与四建公司签订《协议书》只是其实现侵占目的的一种手段，虽然不易被识破，但经过综合分析，就会发现王某的犯罪故意是十分明显的。从王某“承包”工程后的生活豪华程度也可以说明这一点。第五，王某的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有实行刑事惩罚的必要性。第六，王某不是国家工作人员，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条件。
第二种情况：如果查实王某与四建公司的关系确实属于挂靠关系，那么，王某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按老刑法规定，罪名为诈骗罪，刑期一样）。理由是：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签订合同的形式，采取隐瞒事实的方法，使四建公司多次“自愿”地向其“拨付巨款”，并从中加以侵吞的行为，完全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特征。
笔者持第三种观点。
作者单位：浙江省诸暨市委政法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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