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检察机关司法警察警务技能训练的思考
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检察院法警队 潘胜
近年来，司法警察工作规范化建设在全国各地的检察机关中开展得有声有色，并且也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受到了高检院领导的肯定。但同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很突出，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副主任勾清明同志在全国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工作规范化建设现场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司法警察工作发展很不平衡，主要表现在机构不够健全、人员素质偏低、履行职责错位和工作尚不规范等四个方面与高检院党组的希望要求还有很大差距”。由此笔者想到为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全面履行职责提供保障的警务技能训练体制是否健全，不足之处该如何完善等问题，在此作一定的思考并提出一些建议。
一、完善司法警察警务技能训练的必要性
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工作是检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独特的职责范围，有自身的工作特点。按照《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的规定，检察机关司法警察的职责主要包括八个方面，并且都在不同程度上要求司法警察具备政治可靠、业务熟练、执法技能过硬等基本素质，其中履行执行拘传和协助执行其他强制措施，提解、押送、看管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参与执行死刑临场监督以及执行警务协助、参与追逃等职责还对司法警察的体能、心理等方面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同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同样面临着新的考验，比如该如何更人性化地执法，比如新型警用装备和通讯工具的使用等等，这些都对当前的司法警察培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依照《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司法警察有计划地进行政治、业务、技能等方面的教育培训”，由此可以看出警务技能训练是整个培训内容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司法警察能够顺利履行各项职责的切实保障。按照高检院的要求就是要通过两至三年时间的训练，使承担警务的司法警察基本达到是“一熟两懂三会”，即熟悉法警职责，懂检察业务、懂办案程序，会使用枪械具、会擒拿技术、会微机操作。近年来，各地各级检察机关司法警察队伍为加强队伍各方面建设都相继开展了岗位练兵、大比武等形式多样的警务技能培训活动，在训练内容和训练方式上也进行了多种尝试，也取得了较好的训练效果，但训练科目不统一，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并且相关培训教材内容严重滞后等问题比较突出，至今没有真正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训练模式。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针对警察机关司法警察的工作特点，对警务训练的项目、内容进一步加以完善。
二、警务技能训练的内容
按照以前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培训试用教材的提法，警务技能训练被称为“执法基础技能”，一般由队列训练、徒手抗暴防卫术、使用警械具抗暴防卫术、射击训练、汽车驾驶训练、创伤急救和警用通信等七个部分构成，但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制的健全以及检察工作的不断深化，旧的训练内容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前检察机关司法警察警务技能训练工作的需要，如何完善训练制度、切实提高每一名司法警察的履职能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笔者结合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工作实际，并在借鉴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警务训练的基础上，将检察机关司法警警务技能训练内容重新归纳为体能训练、队列及擒拿格斗训练、警用装备使用训练、射击训练和其他训练等五项，其中其他训练又包括心理素质训练、通讯工具及监控设备使用训练、野外生存训练、创伤急救训练、综合战术训练等。
（一）体能训练。无论是制服犯罪嫌疑人还是执行不分昼夜的追逃任务，都要求履职的司法警察有强健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作保证，因此，体能训练是其他警务技能训练的基础，是确保司法警察履职效果的保障。强化体能训练作为经常性训练的内容，其重要性是勿庸置疑的，关键是如何确定训练项目，保证训练效果。通常，体能训练的要求包括力量、速度、耐力、柔韧性和抗击打能力五个方面，因此在训练中就应综合这五项内容，制定科学的训练项目。借鉴《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能测试项目和标准》中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其测试内容和标准还是比较科学实用的，既可以作为检察机关录用司法警察体能测试的标准，也可以作为司法警察平时训练的参考科目。当然，训练的内容多种多样，重要的是能持之以恒，各级各地检察机关也可根据当地实际作适当地调整，只要能达到训练目的就行，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因地制宜地增加如拳击、游泳等训练项目。
（二）队列及擒拿格斗训练。队列训练、擒敌（捕）拳训练、摔擒技术训练是此项训练的主要内容，笔者之所以将它们合而为一，主要是考虑到三者之间在实际操练时往往依次进行，合并训练效果会更好。此外，队列及擒拿格斗训练与体能训练的结合也很紧密，只有通过一定量的体能训练，提高身体素质才能更好地完成各种摔擒动作练习。
队列训练是司法警察系统训练的基础，也是司法警察精神面貌的一种表现，通过严格地训练不但能加强团结、严整警容风纪，还能提高队伍的组织纪律性、增强战斗力。因此，不能因为队列训练的内容单调、枯燥就不认真，走过场，要随时保持协调一致的动作和严肃紧张的工作作风。训练时应从单个队列动作开始，动作规范后再进行分队的队列动作练习，最后达到整齐划一、步调一致的效果。
擒敌（捕）拳和摔擒技术的训练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擒敌（捕）拳是擒敌技术主要动作的单人综合练习，为保证训练效果应对参训人员逐个进行动作指导直至熟练，而后可以集体练习，要求动作协调、一致。而摔擒技术训练则从实战出发，要求操、配手配合默契，掌握动作要领，通过训练达到迅速制服对手的目的。擒敌（捕）拳训练一般以现行16组动作为主，摔擒技术训练可在倒功（前倒、后倒、侧倒）、绊腿跪裆、掀腿压颈、涮腿踹腹、拧踝跪膝、挟颈别肘、抱腿撞裆、抱臂踹肋、抱腿跪裆、卷腕夺刀、挟臂夺匕首、顶摔锁喉、击腹别臂、抱腰解脱、锁喉解脱等组合练习中全部或部分选择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由于摔擒技术难度大，危险性高，稍不注意就会造成损伤，因此在保证动作完成质量的同时也要确保训练人员的安全，严禁擅自进行高难度和无保护动作的练习，以及在训练时追逐、打闹。
（三）警用装备使用训练。警用装备一般包括警用械具、警用车辆、警用通讯工具及监控设备等，熟练地掌握它们的使用方法是保证履职任务顺利完成的基本要求。
警用械具通常包括警棍、手铐、警绳等攻击性器械和盾牌、警笛等防卫性器械，其中手铐、警棍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手铐的前铐、后铐、一铐两人、两铐两人等使用方法要经常练习，既要保证办案安全，又要防止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肢体造成损害。警棍的使用可配合警棍术进行练习，同时考虑到大多数司法警察支队、队都配备了电警棍，对其使用方法也应该加强了解，安全使用，掌握使用电警棍迅速制服试图行凶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方法。此外，像警绳、脚镣等旧式警械的使用方法也应加强训练，有条件的地方还应及时更新警用装备并熟练掌握其使用方法。据报道，北京市法院系统从去年11月起在全市推行“司法警察处置突发事件预案”，针对可能出现的13种情况给履职的司法警察配备了10种警用装备，包括手铐、电警棍、对讲机、安检器、灭火器、网枪、防刺背心、防刺手套、担架和防爆桶，有效地保障了办案安全。警用械具在不断更新，操作要求和科技含量都在提高，我们的训练内容也要与时俱进，不能还是“小米加步枪”了。同时要强调人性化执法，如及时给贴身的警械具消毒，使用一次性面罩等。
警用车辆的驾驶和维护也是司法警察的基础工作之一，训练时要着重强调文明驾驶和安全驾驶。同时，随着各地各级检察机关“警务区”的设立，警用通讯工具和监控设备也逐步配备完善，司法警察作为“警务区”安全工作的责任人，除了增强责任心外还应该加强对这些高科技产品使用和维护方法的训练，为案件质量提供安全保障。
（四）射击训练。射击训练一般就是特指手枪射击训练。因为检察机关的武器装备现阶段主要就是六四式或者七七式手枪，熟练掌握射击技术和枪支的佩戴、保管、使用等方法是该项训练的重要内容。首先，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让每名司法警察都牢记在什么情况下才能使用武器，同时结合心理训练，克服因紧张、害怕等心理因素造成的武器使用不当、射击精度不高等问题；其次，熟悉枪支的结构并能熟练地进行分解、结合，同时掌握枪支保管、擦拭、检查及故障排除的方法；最后，在进行实弹射击训练时要严格执行射击场的组织和安全规则，掌握要领，循序渐进，提高成绩。
近年来，枪支管理越来越严格，使用频率也越来越少，出现紧急情况仓促使用易出问题、甚至是大问题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有的同志提出干脆取消枪支配备，但检察机关司法警察作为一支具有武装性质的司法队伍，起着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检察办案安全和打击犯罪分子等重要作用，一定的武器装备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只有通过刻苦地训练做到“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五）其他训练。除了前面提到的四种警务技能训练外，笔者认为下面几项训练内容也十分重要：
1、综合战术训练。司法警察在参与执行追逃、警戒、保护犯罪现场及搜查、押解等任务时，周密部署、相互配合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因此，相应的综合战术训练就显得尤为重要。训练方法可借鉴部队、公安机关的训练模式，有针对性地进行。
2、心理素质训练。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司法警察必备的素质之一，其考核在几年前就已经纳入了公安机关录用警察的考试范围，与体能和业务知识并重。由于心理上的问题或一时冲动造成的悲剧是有惨痛的教训的：2001年10月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检察院原法警秦城民因酒后与其妻争吵竟将前来劝阻的邻居及无辜群众数人枪击身亡，被依法判处死刑；2002年兰州市某法院一名年龄51岁的法警队队长因死刑犯脱逃而自杀;今年5月，佘祥林案原办案民警因“压力很大”自缢身亡……因此，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在加强组织纪律学习的同时也要加强心理素质训练，遇事保持冷静，学会释放压力，并建议在录用司法警察时增加心理素质测试。
3、野外生存训练及创伤急救训练。无论是办案出差还是执行追逃任务，出现意外时野外生存和创伤急救本领都是重要的技能。实际训练时可以通过组织拉练，到医院实习，听专家讲解等形式进行。
4、计算机操作训练。检察机关办公自动化、网络化已基本普及，司法警察加强自身宣传、通过网络与用警部门联系以及日常警务管理等工作已经越来越离不开计算机，通过自学与培训相组合的方式要使大多数（45岁以下）司法警察熟练操作计算机，并达到计算机等级（一级）水平。
三、实施警务训练的要求
（一）加强学习，严明纪律，提高认识。司法警察警务技能训练工作内容多，范围广，但与之对应的却是整个检察机关司法警察队伍起点低，素质差的现状，容易让参训人员产生畏难情绪。因此，在整个训练过程中都应贯穿政治理论学习和检察业务知识学习，让每名参训的司法警察能全面地了解规范司法警察履职的各项条例和规定，提高对警务技能训练重要性的认识，并在训练中严明纪律，自觉做到令行禁止，一切行动听指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训练的效果，达到提高训练成绩的目的。
（二）联系实际，合理安排，科学训练。勾清明同志在全国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工作规范化建设现场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目前，队伍中大学专科（含专业证书）以上学历的占70%，队伍的年龄结构状况也不容乐观，25岁以下仅占4.2%，25岁至35岁占30.3%，36岁至45岁占44.2%，46岁至55岁占19.7%，55岁以上占1.6%”。呈现出来的“文化偏低、年龄偏大”的状况。因此，要使警务技能训练工作真正达到全面提高整个队伍履职能力的目的，就要保证训练内容的实用性和科学性，不能在训练中搞“一刀切”，应该分地区、分年龄段有步骤地进行，结合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制定不同的训练计划和测试标准，不能20岁、30岁、40岁都用一个标准，也不能是经济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搞一样的训练内容。如果全部“整齐划一”，不是年轻人体能达标太轻松，就是年龄偏大的同志太困难；不是贫困地区达不到要求，就是限制了发达地区科技强警的步伐。科技强警同样要求警务技能训练的科学化，因此，只有联系实际，将训练内容合理安排，科学实施，提高广大参训司法警察的积极性，才能在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区都取得良好的效果，避免再次出现像南京市下关区人民法院法警大队年仅41岁副大队长、优秀司法警察杨国良在体能考核过程中累死在1000米跑道上，以及成都市金牛区法院法警在清理赃物时意外发生爆炸，以身殉职的惨剧。
（三）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循序渐进。全国各地各级检察机关发展水平相差悬殊，不管是东、西部的经济差异，还是发达地区与偏远、欠发达地区或者是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差别，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在司法警察的执法、履职能力上。因此，有必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地开展司法警察警务技能训练工作，比如基础较好的检察院就可以在巩固、提高上多下工夫，年龄结构偏大地区的就要及时补充新鲜血液。同时还可以借鉴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法院司法警察的警务技能训练计划和安排，不断充实、完善并最终形成具有检察特色的训练体系。严把进人关，增设体能测试和心理素质考核，使每一名新进司法警察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既节约了训练成本，也能迅速提高整个队伍的履职能力。
（四）边学边练，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当前，检察机关司法警察警务技能训练还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可以完全照搬的理论体系和实施细则，还要各级各地检察机关司法警察队伍和个人在实际工作和训练中不断探索、总结。此外我们还要应对不断变化的执法环境和执法形式，及时掌握现代警用装备的使用，积极开展“检警一体化”工作，推行“警务区”建设等等，这都对当前司法警察培训、履职提出了挑战，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锻炼，在锻炼中总结，在总结中提高，在提高中创新。因此，不能把警务技能训练搞成“应试教育”，一旦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又束手无策，这就没有真正起到训练的作用，达到培训的目的。同时，在“一懂二会三熟练”的基础上及时推广先进经验，尽快完善具有检察机关司法警察特色的警务技能训练工作，使之制度化、长久化。
全国检察机关司法警察仅有一万二千余名，却担负着保障检察工作顺利进行和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重要任务，警务技能训练工作任重而道远。当前的训练工作还存在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当务之急是尽快加以完善，有识之士已经提出应该加紧制定《司法警察法》，从而更好地规范检察机关司法警察的各项履职行为，使司法警察工作法制化，更好更有效地保障检察工作顺利进行。

司法解释若干问题刍议

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公司部部长 谷林树律师

[摘 要] 在我国，制定司法解释的法律依据，主要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很少的几个决议和法律，司法解释权的法律依据相对薄弱。出于制度面和实务面的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司法实践中制定和颁布了大量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司法解释。这些司法解释虽然对弥补我国法律可执行性的不足，促进审判和检察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积极正面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违法嫌疑。笔者试图就现行司法解释工作存在的问题加以说明，并就消除这些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关键词]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法 最高检 合法性

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从现实情况看，司法解释在我国法律实施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其内容涉及到方方面面，其对我国法制建设的影响不容小觑。本文拟对司法解释的制定依据、种类、法律性质以及现行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大家。

一、制定司法解释的法律依据

在我国，制定司法解释的法律依据，主要来自于下列法律规范：
1.《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该决议于1955年6月23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其中规定：“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分别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凡关于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进行解释。”该决议现已失效。
2.《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该决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1年6月10日通过并发布，其中规定：“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国务院及主管部门进行解释。该决议现行有效。
3.《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该法有1954版和1979版之分。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该法中并未明文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享有司法解释权。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及其1983年修订版、1986年修订版、2006年修正版，均明文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2006年修正版现行有效。
4.《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该法于2006年8月27日，由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三号公布。该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该法现行有效。

二、司法解释的种类

我国现有司法解释，按其制定主体划分，主要包括如下几类：
1.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2.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罪立案标准的规定》。
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
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察院联合行政机关或社会团体发布的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司法解释的法律性质

虽然司法解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被广泛地制定和使用，但作为完善和规范我国立法活动的基本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只提到法律解释，而对司法解释则只字未提。反而是2006年8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在其第五章“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中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从此推断，司法解释属于规范性文件的一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之间认为对方作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送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第三十三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同法
律规定相抵触，而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不予修改或者废止的，可以提出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予以修改、废止的议案，或者提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法律解释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司法解释不得同法律规定相抵触。
综合上述，司法解释的法律性质可概括为：最高人民法院对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规范性文件，这种规范性文件不应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

四、现行司法解释工作存在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第五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第二十七条规定：司法解释施行后，人民法院作为裁判依据的，应当在司法文书中援引。人民法院同时引用法律和司法解释作为裁判依据的，应当先援引法律，后援引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适用司法解释的情况进行监督。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适用司法解释的情况进行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工作规定》第五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并发布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抗诉书等法律文书中，可以引用司法解释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执行司法解释和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情况实行监督。从前述规定可以看出，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还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都希望并要求其制定并颁布的司法解释能具备普遍的约束力，并能被下级机关在工作中广泛地加以适用。我国现行司法解释工作，虽然从司法实践层面看，的确对弥补法律法规的不足、限制法官或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防止并减少类似案件在处理结果上出现很大的差异，促进我国法制统一，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但从法律角度看，笔者认为现行司法解释工作，存在多方面问题：
1.从宪法层面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国家机构的职权进行了划分。该法将解释法律权力只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未授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解释法律的权力，更未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将其自身享有的解释法律的权力转授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从司法解释制定的法律依据（参见本文第一条所述）看，我国司法解释的制定，其主要法律依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现已失效）、《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这四部法律规范中，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系由全国人大通过外，其余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既然宪法并未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转授予解释法律权的权力，故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其通过的法律规范中授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权，有违宪之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虽然由全国人大通过，但该法中只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笔者认为，该规定赋予最高人民法院的仅仅是针对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的解释权，该解释权是针对个案情况所作的具体解释，只对个案具备约束力，不应具备普遍性约束力，否则，将导致司法解释在实质上演变为法的一种形式，并使制定司法解释活动在实质上演变为一种立法活动，这将违背我国宪法关于国家机构职权分工的设计，也颠覆我国国家级重点规划法学教材中关于法律渊源的理论[如张文显先生主编的司法部“九五”国家级规划重点教材《法理学》第三版中所列举的法律渊源中并不包括司法解释[1] (P133-137) ]。
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联合行政管理机关或社会团体共同发布司法解释的做法，实际上是赋予了该等行政管理机关或社会团体参与对审判或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权，而我国现行法律规范并未赋予任何行政管理机关或社会团体此等力，并且也未赋予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其自身职权与行政管理机关或社会团体分享的权力。故此，此类联合司法解释不仅违法，更是对我国法治建设的一种明目张胆的破坏。
3.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部分司法解释的内容，存在侵害行政权之嫌。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6号)第三十二条规定了拍卖机构收取佣金的比例，这有侵犯物价主管部门职权之嫌。再如《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通知》(法[民][1991]21号)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该规定有侵犯中国人民银行对利率的管理权之嫌。
4.依照我国宪法之规定，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最高检察机关。既然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则其并不适合从事对法律的解释工作，更不适合制定并颁布具有普遍性约束力的司法解释，否则，人民检察院将兼具立法者和法律监督者的双重角色，而这会违背我国宪法关于国家机构职权划分精神，并会在一定程度上侵蚀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独家享有解释法律的权利，甚至会滋生检察机关的权力腐败和司法专横，不利于塑造检察机关公正廉洁的社会形象，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工作良性健康地发展。

五、改进建议

我国现行司法解释工作存在的问题，主要应从制度面和实务面寻找原因及解决办法。从制度面看，我国立法技术和水平相对落后，立法质量和效率相对低下，立法机关对立法前瞻性研究不够精准细致、参与立法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等因素，使得赋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行使司法解释权，有其实际和积极正面的意义。从实务面看，我国疆域广阔，法院和检察院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存在级别上的差异，各级法院或检察院的人员受地方保护主义、个人对法律的理解、个人私利等因素的干扰和影响，针对类似的案件可能会得出差别很大的处理结果，为制约此类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也有必要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工作中应用法律的具体问题做出解释。
笔者并不反对制定司法解释，关键是该等解释工作，应合乎宪法和法律的原则、精神和具体规定，并应符合我国宪法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机构性质和职权范围的定位。为此，对于现行司法解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下列建议，供相关单位参考：
1. 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自身，通过整合机构和人员，提高立法技术、立法质量和效率等方式，切实地行使我国宪法赋予其制定法律、解释宪法和法律的权利。在制定法律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法律条文的缜密性、准确性和可执行性。
2.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限期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收回。
3.建议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限定在对审判工作中具体问题的个案性解释范围内。
4.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司法解释进行整理和审查。此类司法解释内容不违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其转为法律解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重新发布并实施。
5.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应禁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新的具有普遍性约束力的司法解释，并禁止最高人民法院与行政管理机关或社团联合发布新的司法解释。对确需发布新的具有普遍性约束力的司法解释的，可由最高人民法院草拟好该司法解释草稿，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后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的名义发布并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