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人民政府


四川省劳动争议处理实施办法
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56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妥善处理劳动争议，保障用人单位和职工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发展良好的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结合四川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四川省行政区域内用人单位与职工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

（一）因用人单位开除、除名、辞退职工和职工辞职、自动离职发生的劳动争议；
（二）因执行国家有关工资、保险、福利、培训、劳动保护规定发生的劳动争议；
（三）因履行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发生的劳动争议；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和本办法处理的其他劳动争议。
前款所称的用人单位，是指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职工，是指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包括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工人 （含固定制工人、合同制工人、临时工人）和外籍员工。
第三条 处理劳动争议，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着重调解，及时处理；
（二）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处理；
（三）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第四条 发生劳动争议的职工一方在三人以上并有共同理由的应当推举代表一至三人参加调解或者仲裁活动。
第五条 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应当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向本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以下简称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
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仲裁参加人不得有影响生产经营活动、妨碍劳动争议处理等激化矛盾的行为。
第六条 劳动行政部门对劳动争议仲裁工作进行组织管理和业务指导。

第二章 企业调解
第七条 企业设立的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本企业劳动争议的组织，其职责是：
（一）调解本企业发生的劳动争议；
（二）检查督促劳动争议双方当事人履行调解协议；
（三）宣传劳动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协助做好企业劳动关系协调工作。
调解委员会接受企业所在地县 （市、区）总工会 （或者行业工会）和仲裁委员会的指导。
第八条 设有分厂 （分公司、分店）的企业，可以在总厂 （总公司、总店）设立一级调解委员会，在分厂 （分公司、分店）设立二级调解委员会。
第九条 调解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一）职工代表；
（二）企业代表；
（三）企业工会代表。
职工代表由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推举产生；企业代表由厂长 （经理）指定；企业工会代表由企业工会委员会指定。
调解委员会组成人数由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提出并与厂长 （经理）协商确定。企业代表的人数不得超过调解委员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尚未成立工会组织的企业，调解委员会的设立及其组成，由职工代表与企业代表协商决定。
第十条 调解委员会主任由企业工会代表担任。
调解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设在企业工会。
第十一条 调解委员会成员应当由具有一定劳动法律知识、政策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办事公道，为人正派的人员担任。
调解委员会成员调离本企业或者需要调整时，应当按本办法的规定另行推举或者指定。
调解委员会成员调离本企业或者需要调整时，应当按本办法的规定另行推举或者指定。
调解委员会成员名单应当报送企业所在地的县 （市、区）总工会和仲裁委员会备案，并在企业公布。
第十二条 调解委员会调解劳动争议，应当在自当事人申请调解之日起30日内结束。到期未结束的，视为调解不成。
设有两级调解委员会的企业，当事人可以向本企业二级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也可以向一级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当事人向二级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的，可以向一级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十三条 调解委员会调解劳动争议遵循当事人双方自愿原则，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制作调解协议书，双方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可以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十四条 调解委员会应当建立必要的工作制度，做好调解登记、档案管理和分析统计工作。
第十五条 调解委员会开展调解工作所需经费由企业解决。
调解委员会的兼职委员参加调解活动，需要占用生产或者工作时间的，企业行政应予支持，按出勤对待。

第三章 仲裁组织
第十六条 省、市 （地、州）、县 （市、区）应当设立仲裁委员会。
仲裁委员会是依独立处理劳动争议的专门机构。
第十七条 仲裁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一）劳动行政部门的代表；
（二）地方总工会的代表；
（三）政府指定的经济综合管理部门的代表。
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总数必须是单数。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至三人。主任由劳动行政部门的负责人担任。
仲裁委员组成人员数量由同级人民政府确定。
劳动行政部门的劳动争议处理机构为仲裁委员会的办事机构。
仲裁委员会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第十八条 仲裁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有关事项应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参加。委员有特殊情况确需委托本单位其他人员出席会议的，应有委托书。
第十九条 仲裁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组织对劳动争议案件的仲裁；
（二）讨论决定仲裁庭提交的重大疑难案件；
（三）领导仲裁委员会办事机构的工作；
（四）监督仲裁庭的仲裁活动；
（五）指导下级仲裁委员会和企业调解委员会处理劳动争议。
第二十条 仲裁委员会办事机构的主要职责是：
（一）办理仲裁委员会的日常事务；
（二）负责仲裁员和仲裁庭的联络工作；
（三）管理仲裁委员会的印鉴、文件、档案；
（四）开展劳动争议处理方面的法规、政策咨询；
（五）办理仲裁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一条 仲裁委员会处理劳动争议，实行仲裁员、仲裁庭制度。
仲裁员资格，由省劳动行政部门考核认定。
仲裁委员会在取得仲裁员资格的人员中聘任专职或者兼职仲裁员。
专职仲裁员由仲裁委员会在劳动行政部门从事劳动争议处理工作的人员中聘任。
兼职仲裁员同仲裁委员会在劳动、人事、经济综合等行政部门和地方总工会、行业工会的工作人员以及专家学者、律师中聘任，并报所在单位备案。
仲裁委员会成员可以担任专职或者兼职仲裁员。
兼职仲裁与专职仲裁中在执行仲裁公务时享有同等权利。
第二十二条 兼职仲裁员进行仲裁活动时，所在单位应当给予支持，不得因此减少其工资、资金和福利待遇。

第四章 管辖范围
第二十三条 县 （市、区）仲裁委员会管辖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不属于上级仲裁委员会管辖的劳动争议案件和上级仲裁委员会指定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
第二十四条 市 （地、州）仲裁委员会管辖市 （州）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城市市区范围内经市 （地、州）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或者核准登记的用人单位中发生的不属于省仲裁委员会管辖的劳动争议案件和省仲裁委员会指定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
前款规定的劳动争议案件，成都市和重庆市可以规定由区仲裁委员会管辖，并具体划分管辖范围。
第二十五条 省仲裁委员会管辖在成都市市区范围内经国家或者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或者核准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中发生的劳动争议案件。
第二十六条 发生劳动争议的用人单位与职工不在同一个仲裁委员会管辖地区的，由职工当事人工资关系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管辖。
第二十七条 上级仲裁委员会对自己管辖的劳动争议案件，可以指定下级仲裁委员会受理，也可以受理下级仲裁委员会提交的重大的或者复杂的劳动争议案件。
第二十八条 仲裁委员会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自己管辖时，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因管辖权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由共同的上级仲裁委员会指定管辖。
第二十九条 有管辖权的仲裁委员会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由上级仲裁委员会指定管辖。
第三十条 仲裁委员会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书其间提出。仲裁委员会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决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仲裁委员会；异议不成立的，决定驳回。

第五章 仲裁参加人
第三十一条 用人单位与职工为劳动争议案件的当事人。
当事人或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二名律师或者其他人代理参加仲裁活动。委托他人参加仲裁活动的，必须向仲裁委员会提交有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受权委托书，委托书应当明确委托事项和权限。
第三十二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职工，可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参加仲裁活动；没有法定代理人的，由仲裁委员会其指定代理人参加仲裁活动。
死亡的职工，由其继承人参加仲裁活动。
继承人在二人以上的，由其协商推举一人作为当事人参加仲裁活动；协商不成时，由仲裁委员会指定一人参加仲裁活动。
第三十三条 在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可以申请参加仲裁活动或者由仲裁委员会通知其参加仲裁活动。

第六章 证 据
第三十四条 仲裁委员会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当事人不按仲裁委员会的要求提供或者提不出有关的证据，仲裁委员会又无法查证的，仲裁委员会对当事人的主张不予支持。
第三十五条 仲裁委员会在处理劳动争议时，有权向有关单位查阅与案件有关的档案、资料和其他证明材料，并有权向知情人调查，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隐匿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据。
仲裁员进行调查时，应当先向被调查人出示证件。调查笔录经被调查人校阅后，由被调查人、调查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三十六条 仲裁委员会之间可以委托调查。受委托的仲裁委员会应当自收到委托书之日起15日内完成调查；因故不能完成的，应在上述期限内函告委托方。
第三十七条 仲裁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对调查劳动争议案件是涉及的秘密和个人隐私应当保密。
第三十八条 仲裁委员会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仲裁委员会指定的机构或者专家鉴定。

第七章 申请和受理
第三十九条 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从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有管辖权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申诉人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超过前款规定的申请仲裁时效的，应在障碍消除后的10日内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申诉人是否有正当理由，由仲裁委员会认定；申诉人对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理由不成立的认定不服的，可以申请仲裁委员会复议一次。
第四十条 申诉人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应当提交申诉书，并按照被起诉人数提交副本。申诉应载明下列事项：
（一）职工当事人的姓名、职业、住址和工作单位，单位当事人的名称、地址和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
（二）仲裁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理由；
（三）证据，证人的姓名和住址。
申诉书不符合前款要求的，仲裁委员会可退回申诉人重写或者补正，申诉人不重写或者不补正的，视为未申诉。
第四十一条 仲裁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申诉书之日起7日内或者在申诉人重写申诉书或者补正欠缺后的7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

第八章 审理和裁决
第四十二条 仲裁委员会决定受理仲裁申请的，应当自作出受理决定之日7日内将申诉书的副本送达被起诉人，并组成仲裁庭；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说明理由。
被诉人应当自收到申诉书副本之日起15日内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据。被诉人没有按时提交或者不提交答辩书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
第四十三条 仲裁委员会处理劳动争议应当由仲裁庭具体负责。仲裁庭由仲裁委员会指定一名首席仲裁员、二名仲裁员组成。
简单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仲裁委员会可以指定一名仲裁员处理，并另行指定一名书记员。
重大的或者疑难的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仲裁庭可以提交仲裁委员会讨论决定。仲裁委员的决定，仲裁庭必须执行。
第四十四条 仲裁委员会处理涉及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劳动争议案件，可指定一名人事行政部门的兼职仲裁员参加仲裁庭。
第四十五条 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仲裁员或者书记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当事人有权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其回避：
（一）劳动争议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近亲属；
（二）与劳动争议有利害关系；
（三）与劳动争议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仲裁。
第四十六条 仲裁委员会对回避申请应当在二日内作出决定，并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通知当事人。
第四十七条 仲裁庭应当于开庭的四日前，将开庭的时间、地点的书面通知送达当事人。
当事人接到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同意中途退庭的，对申诉人按照撤诉处理，对被诉人可以缺席裁决。
第四十八条 仲裁庭处理劳动争议应当先行调解，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促使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协议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根据协议内容制作调解书，调解书自送达之日起具有法律效力。
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当事人反悔的，仲裁庭应当及时裁决。
第四十九条 仲裁庭对劳动争议案件作出裁决前，应当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辩论。
第五十条 仲裁庭对劳动争议案件作出裁决前，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
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或者申诉人撤回申诉的，仲裁委员会即终止仲裁程序。
第五十一条 仲裁庭裁决劳动争议案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同意见必须如实记录。
第五十二条 仲裁庭作出仲裁裁决后，应当制作仲裁裁决书，由参加仲裁的仲裁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仲裁委员会印章，并送达双方当事人。
仲裁裁决书应当应当写明：
（一）申诉人和被申诉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和住址，单位名称、地址及其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或者代理人的姓名、职务；
（二）申诉的理由，争议的事实和要求；
（三）裁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四）裁决的结果和仲裁费用的负担；
（五）不服裁决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期限。
第五十三条 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第五十四条 当事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和裁决书，应当依照规定的期限履行。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五条 仲裁庭处理劳动争议，一般应在收到仲裁申请之日起60日内结案；案情复杂需要延期的，经仲裁委员会批准，可以以适当延期，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

第九章 文书送达
第五十六条 送达仲裁文书必须有送达回证，由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收到日期，并签名或者盖章。
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的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第五十七条 送达仲裁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向仲裁委员会指定代收人的，交代收人签收；受送达人是职工的，本人不在时交其同住的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用人单位的，可以交其负责接收文件的人签收。
第五十八条 受送达人拒绝接受仲裁文书的，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组织的代表，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将仲裁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即视为送达。
第五十九条 直接送达仲裁文书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受送达人住所地的仲裁委员会代为送达，或者邮寄送达。邮寄送达以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
第六十条 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办法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或者受送达人是集体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可以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日仍无反应的，即视为送达。
公告送达，应当在案卷中记明原因和经过。

第十章 罚 则
第六十一条 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在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仲裁委员会可以予以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批评教育无效的，仲裁委员会可以给有关人员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制发仲裁建议书，收到仲裁建议书的单位或部门应当予以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干扰调解和仲裁活动、阻碍仲裁工作人员执行公务；
（二）提供虚假情况；
（三）拒绝提供有关文件、资料和其他证明材料；
（四）对仲裁工作人员、仲裁参加人、证人、协助执行人打击报复。
第六十二条 仲裁委员会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应当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而不受理的，上级仲裁委员会可给予批评教育，并可建议有关单位或部门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六十三条 处理劳动争议的仲裁工作人员，在仲裁活动中徇私舞弊，收受贿赂，滥用职权，泄漏秘密和个人隐私，情节轻微的，由仲裁委员会给予批评教育；情节较重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是仲裁员的，仲裁委员会应当予以解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六十四条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之间发生的劳动争议，依照本办法执行。
第六十五条 劳动争议当事人申请仲裁，应当按照国务院劳动行政主管部门与国务院物价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缴纳仲裁案件受理费和处理费。
第六十六条 仲裁文书格式由四川省劳动行政部门制定。
第六十七条 本办法适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四川省劳动行政部门解释。
第六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88年8月2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四川省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实施细则》同时废止。





1994年12月2日
艾佳慧. 南京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大调解”/中立第三方/纠纷解决机制
内容提要: 作为当代中国调解新模式的“大调解”，包括党政驱动、司法能动、多方联动、法院主导和关系协调五大要素，其功能既在于预防和解决纠纷，更在于促进社会和谐、保障社会稳定。然而，基于纠纷解决理论的内在逻辑，由政府主导的、缺少中立第三方的“第二方纠纷解决机制”解决不了双方力量悬殊的官民纠纷。因此，只有从根本上解决缺失中立第三方的问题，并切断官民纠纷之源，“大调解”才能真正减轻法院的审判压力，达成制度倡导者所希望的“案结事了”、“三效合一”的实践效果。


一、引言

调解和判决作为法院解决纠纷的两种方式，其重点都是单一解纷主体在纠纷发生之后的协调、处理和判断。与这两种解纷方式相比，“大调解”却不同。“大调解”是指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有机结合起来的纠纷排查调处方式，目的在于把各类矛盾纠纷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1]“大调解”的特点不仅表现为解纷主体的多元化和联动化，而且体现在纠纷的事前预防与事后解决并重上。

“大调解”何以产生？原因在于纠纷类型的变化。与以往相对单纯的、主要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利益纠纷相比，“新形势下的社会纠纷主要是征地补偿、拆迁安置、企业改制、滞后企业的整治、取缔等社会活动和政府行为带来的纠纷，其具有复杂性、群体性、综合性和敏感性等特点，加之群众民主、法律意识的增强，极易引发群众上访事件，甚至带来社会动荡”。[2]因此，作为一种维持社会稳定的解纷创新模式，江苏省南通市首次尝试“大调解”。在得到各界肯定和宣传后，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04年6月转发《省政法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的意见》，在全省建立“大调解机制”。江苏省的经验很快得到推广。随着中共中央相关文件的下发和推广，“大调解”作为一场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展开。

作为当前“维稳”治理模式的一种司法呼应，“大调解”的出现是必然的。这不仅缘于中国司法的政治依附性，也缘于纠纷解决的现实必要性。在一些研究者看来，虽然有适用边界的限制和不足，“大调解”实践仍然是中国司法在新形势与新背景下探寻当代纠纷解决模式的一种努力，它对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现实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3]在官方看来，这种“三位一体”的新调解机制不仅有助于减轻法院审判的压力，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社会效果、法律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4]

强世功教授曾经指出，不管是社会功能分析、文化解释，还是权力技术分析和关系/事件考察，中国的调解研究必须面对调解制度和实践在近代以来面临现代性挑战而展现的独特形态，进而理解现代性在中国展开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特殊问题。[5]如果说陕甘宁边区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展现了中国式调解的一种独特形态，那么市场经济背景下产生的“大调解”就是调解在新时期和新形势下出现的又一种让人无法回避和忽视的崭新模式。其真实功效究竟如何？该怎样认识当代中国的这种调解新模式？笔者将围绕此类问题作番探究。

当前，在“维稳”逻辑下进行的“大调解”在本质上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调解。我们通常所说的调解是指中立第三人以当事人的需求和利益为基础，在双方或多方当事人之间促进沟通交流以达成和解的过程。[6]调解的特点是事后性、当事人的自愿性、调解人的中立性以及程序的导向性，而“大调解”的特点是关系协调性、事前预防和事后解纷的双重性以及调解人的当事人化。在调解主体（如政府、人民调解委员会）同时又是被调解的一方主体时，“大调解”只是当地党政机关借用司法权威——或者只是希望在事前获得司法建议——力图单方面解决社会纠纷、实施社会控制的行政手段。因此，从根本上切断官民纠纷之源，“大调解”才能真正减轻法院的审判压力，达成制度倡导者所希望的“案结事了”、“三效合一”[7]的实践效果。

二、一次偶遇的“大调解”协调会

2007年11月，受B市D区人民法院的邀请，笔者曾经在位于该市北部深山区的T法庭参加过一次关于调解机制的研讨会。[8]2010年4月，为了深入了解新时期司法调解在农村地区的具体运作状态，笔者再次来到T法庭进行调研。很不巧，由于L乡司法助理员出差在外，[9]之前预定的下乡调解不能成行。幸运的是，在T法庭H庭长的安排下，笔者有幸在大山深处的L乡政府以旁听者的身份亲历了一次“大调解”过程。

这次“大调解”协调会的主角，包括L乡S村的村主任、村支书和村会计。参加者有T法庭的H庭长和该庭另外两位法官、乡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乡村镇建设办公室主任以及S村聘请的律师。首先简单介绍引发此次“大调解”会议的缘由。根据“B市‘十一五’时期新农村建设发展规划”，市政府专项拨款建设村民住宅。在此背景下，2008年5月，建筑承包商Y（B市C县人，对一直生活在本乡本土的S村村民而言，他只是一个陌生的外乡人）与S村30户村民签订了建房协议，合同约定2008年9月底完工。但是，由于S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拒不给付前期的20万元基础处理工程款，Y和众村民在奥运期间频繁上访。为了“维稳”，在相关政府机构的协调下，S村村委会给付了20万元前期基础处理工程款。2009年4月，Y到D区人民法院起诉S村村委会拖欠工程款，诉称2008年5月，S村村委会与其口头达成协议，同意Y接手该村新农村建设项目中的村民住宅工程，让其与村民自行签订合同并由村民用国家补贴的建房款自行支付，但建房场地填方、平整工程和农户的基础处理费用由村委会承担，并承诺除村民自己负担的费用外，其余的工程款由村委会按照国家预算规定给付。但是，至起诉之日止，S村村委会除了给付20万元前期基础处理工程款之外，其余工程款均未结算，因此请求法院委托相关机构评估工程量并判S村村委会依评估量给付工程欠款。一审法院以证据不足驳回了Y的诉讼请求。Y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同样以证据不足为由维持了原判，终审判决书已于2010年3月12日正式下达。

在理论上，既然已经二审结案，根据二审终审原则，建筑商Y就应该服判并继续履行建房合同。现实却没有这么简单。建筑商Y由于不服判决，正以消极怠工的方式拒不建设余下的收尾工程；村民则认为是村委会把Y撵走了，所以要村委会负责；而村委会认为自己是胜诉一方，一分钱也不想出。但是，“维稳”的政治要求却使L乡政府不得不出面组织各方力量以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

参加完这次“大调解”协调会，笔者发现其有如下4个特点：

1.村干部不仅是该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又是一起合同纠纷的被告和被上诉人，同时还是此次会议的协调和说服对象。或者说，在因村委会拖欠工程款而引发的“大调解”案件中，村干部既是调解的主体，又是调解的对象。

2.在理论上，调解一起纠纷需要纠纷双方当事人和调解人共同出席。但是，此次会议只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村委会干部出席，既缺少表面上的对方当事人——承包商Y——的参与，也缺少潜藏的另一方当事人——27户S村村民——的参与，因此，这只是一次经由L乡政府召集的、单方的事后纠纷解决会和事前协调会。

3.在因建设S村村民住宅引发的纠纷及解决纠纷的过程中，此次会议既有事后解决纠纷又有事前预防纠纷的功能，或者说它既承前又启后。在前者，虽然历经了奥运会期间的第一次“大调解”、[10]诉前调解、一审和二审，S村村民住宅建设纠纷仍然没有完结，因此，此次协调会希望能够通过法庭和乡政府施加的压力迫使S村村委会让步，从而彻底解决纠纷。在后者，由于雨季到来可能导致村民居住的老屋大量坍塌，不仅可能引发严重的安全问题，村民还可能因此起诉村委会甚至集体上访，因此，此轮协调会的目的也在于群策群力解决村民入住新居的问题，从而预防可能的诉讼和上访。

4.虽然参加协调会的主体相对多元，但核心主体只有三方：村委会、乡政府和法院。其中，S村村委会以村主任为代表，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代表乡政府，而法庭庭长代表法院。各方在此次协调会上的表现和态度如下：

首先看村主任。虽然这场旷日持久的纠纷源自S村村委会不能及时、全额给付建筑商工程款，但在这场协调会上，村主任的态度一如既往地非常强硬。他不仅不承认这场纠纷和村委会有关系，也不愿为此拿出一分钱（不管是承担评估和公证的费用，还是为剩余工程买单）。从头到尾，村主任一直在强调“这是村民和Y之间的法律关系，和村里没有什么关系”，因此，“要让村委会出钱，一点可能性都没有”。甚至在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指出村民目前居住的老屋很可能因为雨季到来而倒塌时，村主任也表示：“要是不想到乡长和书记，砸死就砸死呗，和我有什么关系”。尽管如此，村主任基于“维稳”考虑还是愿意参加这场协调会，因为“稳定”直接影响着乡镇领导的政绩，而乡镇领导是村干部的权力及附着其上的利益的来源。村主任说：“其实没有我们的事情，就是怕村民集体上访，心里想着乡领导，有点‘投鼠忌器’”。

其次看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11]作为召集人和主持人，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考虑的重心是S村村民的居住安全以及防范可能的集体上访。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说：“现在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雨季就要来了，很多村民还住在拆了一半的老屋里，这样下去怕会引发很多问题。”“要不是看着房子要倒，随它怎样也就不管它的了。”另外，在这场协调会上，村主任和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之间的关系和话语互动值得进一步研究。村主任的话语颇有些“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势，但在面对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及其代表的乡政府时，他又有点像平时受宠又不太听话的小儿子，撒娇耍泼成了他的话语策略。而在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那边，似乎很理解这个不听话的小儿子，在村主任激动地说“我们没有任何责任，村民爱干嘛干嘛”时，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很像耐心的家长，告诉他“出了问题还得你们承担责任。气话可以这么说，但也不能这么做”。以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的角度，看似是两个主体，但在涉及基层政府的法律事件中，乡政府和村委会其实是利益共同体。

最后看法庭庭长。作为被邀参与这场“大调解”协调会的法院代表，H庭长是一位以其丰富的调解经验和法律知识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称赞的法律权威。整场协调会下来，H庭长的作用体现为，在法律的框架内为S村村委会提供权威的法律咨询和引导，甚至以威胁的方式劝说村委会接受他给出的解决方案和建议。在村主任要法官去村里引导村民起诉Y时，H庭长说：“人家不起诉，你不能强迫人家起诉……另外，村民不起诉Y肯定都提前咨询过，你找评估公司来评估肯定需要花钱，而且这一年多建材价格涨的很厉害，房子评估下来价格说不定会上涨，这样村民肯定不会接受”。他还警告村主任和村支书：“现实考虑是评估费很高，这笔钱谁出？你们俩要想好村里要承担什么责任？”最后，为避免可能出现的诉讼和上访提供了两个法律框架内的建议：一是先挨户了解村民情况，做到知己知彼；二是先找评估公司固定证据，然后再找人完成剩余工程，尽量让村民入住新居。可以看出，在这场只有一方主体的协调会上，法庭的作用就是在利用法律知识制约村委会的前提下，提供一套既不违背法律又能力保社会稳定的综合性方案。

三、“大调解”的运作模式与社会功能

虽然这次偶遇的“大调解”协调会只是当下中国“大调解”运动中一个并不完整的微小切面，但“见微知著”，“观一叶而知秋”。通过这一微小切面，笔者尝试着提炼和总结“大调解”机制的运作模式，进而考察其当代功能。

先回到T法庭独创的“五元一点”调解模式。由于其辖区地处大山深处，地广人稀，为了方便村民诉讼，在H庭长的带领下，该法庭逐渐形成了“以法庭为主导，以司法所、村级人民调解组织为主体，以派出所和乡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为两翼，以诉前调解、庭前调解为重心，以巡回调解和巡回审判为主要方式的纠纷化解长效机制，即为‘五元一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虽然有山区司法特有的创新之处，但用H庭长的话来说，“五元一点”调解模式的本质还是一种“大调解”联动工作机制，除了方便群众打官司，还在于整合既有调解资源，防止矛盾激化，以便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