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认识国防教育意义扎实开展党校国防教育

李 彦


国防教育，是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有组织，有领导地在公民中进行灌输国防知识，培养国防观念， 提高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各种素质的活动。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必不可少的基本教育。
一、充分认识开展国防教育的重大意义
１、加强国防教育、树立国防观念，是关系到国家强弱和民族兴衰的大事。古往今来， 世界上一些有主权的国家和有远见的政治家、军事家，都十分重视国防建设，重视对公民开展国防教育，认为任何一种忽视国防教育的设想都等于是一种自杀。
在我们中国，历代有作为的统治者、教育家和军事家，同样都很重视国防建设，重视对人民的尚武卫国的思想教育，并把它视为立国安邦之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居安思危 ”、“有备无患”、“明耻教战”、“教戒为先”、“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 等就是其光辉国防思想的结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对培养人民的国防观念，民族精神，更有其独 到见解，他说，“所谓固国家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其道何在？精神为也。”这段话的大意是说，一个国家的国防巩固与否，不应只以“山溪之险，兵革之利”来衡量，而应看其国民的觉悟程度和精神状态如何。构筑和巩固全民牢不可破的精神防线，才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治本措施。古今中外的无数历史事实也证明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得到生存和发展，有效地防御外敌入侵，其精神防御之重要，往往并不亚于物质防御。一个国家的精神防线巩固了，在平时，可以不为外部的风吹草动所惊忧，安安稳稳搞建设，并能在国际事务中挺起腰杆做人；在战时，则能凝聚民心，万众协力，去争取战争的胜利。 国防是民族生存之盾，国防观念则是民族生存之魂。公民国防观念的强弱，关系到国家的强弱，民族的兴衰。党政干部更要领先一步增强国防观念和意识。
２、国防教育对经济建设有巨大促进作用。一方面，国防建设不能离开经济建设孤立地进行，它必须以经济建设为基础。国防建设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基础，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寸步难行。另一方面，经济建设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国防实力作保障，经济建设的发展也是不能持久的。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又是我国革命实践的结论。再从历史事实看，古今中外，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相容互补，相互促进，并驾齐驱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是不少的：成吉思汗大军的马，是经济建设与武装斗争的共用工具。资本主义兴起时欧洲人的船，是外贸和跨海作战的兼用武器。当代美国的国防经济，就具有军民兼容、相互促进的性质。
当前，发展经济是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我国的内政外交，都根据这一任务作了相应的调整和转变，国防 建设无疑也必须适应这个转变，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作为国防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防教育，同样要适应这个转变，积极地促进经济建设。这就要改变“国防就是打仗”、“国防教育就是战备教育”的旧观念，要把国防教育转向既为正义战争和维护世界和平服务，又为培养合格人才，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促进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上来。这样一来，我国国防教育的路子就更宽了，与时代的需要也扣得更紧了，因而生命力也就更强了。
当然，国防教育要花人力、物力和财力，这是毋庸讳言的。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不看到这一点，不算国防教育的经济帐是不行的。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要办事，这是各级干部应该考虑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只算经济帐，只看到国防教育要花人、财、物的一面，而不算政治帐，看不到国防教育的社会效益，看不到国防教育对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同样也是不可取的。
众所周知，国防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公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感、民族责任心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任何民族要振兴，社会要变革，都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时代精神，都需要把人们振奋起来，把力量凝聚起来，去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伟大的奋斗目标。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英勇奋斗 ，形成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艰苦奋斗，大公无私和先 人后己的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等等， 就是我们民族强大的精神力量，就是我们民族的优势，就是中华民族国防意识的精华。在我国进行全面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这些精神是不是已经过时了，是不是已经不需要了呢？事实上，改革和搞市场经济需要担更多的风险，度更多的难关。在改革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更需要提倡上述革命精神，更需要这些革 命精神对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发扬和光大上述革命精神，仍然是我们克服各种困难的精神动力和纪律保证。 因此，大力开展国防教育，培养公民的爱国意识，对于正民风、壮国魂，对于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素质， 激发人们建设祖国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有力地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 ，不断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３、国防教育是培养合格党政干部人才必要环节。国防知识是一个包容了从天文到地理，从内政到外交，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基础科学到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知识群体，内容丰富，门类齐全。而且 一般来说，世界各国都重视把尖端的科学技术成果用于国防建设，把众多的优秀人才集中在国防建设岗位上。 因此，在国防知识中，又往往凝结着当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美国的星球大 战计划和海湾战争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就反映出世界高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因而，学习、掌握和运用国防知识 ，国防科技，有利于开阔人们的视野，改善人们的知识结构，提高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科技水平，增强国际竞争的实力。人所共知，在当今时代，一个没有国防知识的党政干部人才，或者说，一个党政干部的知识结构中如果没有国防知识的成分，这是不完美的。一些国家竞选总统，为什么要有必须服过兵役这一条呢？多半是从人的知识结构上来考虑问题的。
通过对党政干部进行军事训练和国防教育，坚定了他们的政治立场，增强了组织纪律性、锻炼了体魄、培养了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的革命精神，以及他们相互间的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关心集体、维护集体荣誉的集体主义精神；学到了一定的军事知识和技能、扩大了知识面，所有这些都有力地说明：国防教育对党和国家所需现代合格党政干部人才的培养已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二、着力抓好“七要” ，推动党校扎实开展国防教育
党校是党政干部的“三个阵地，一个熔炉”。要使党政干部能够尽快在阵地里成长，在熔炉里冶炼，抓好国防教育是其中的重要方面。那么，当前党校的国防教育应该抓些什么？应解决好哪些问题呢？
１、思想认识要到位。以上分析了党校开展党政干部国防教育的重大意义。认清了重大意义，所以在党校办班培训教学计划中国防教育的内容就不能可有可无。应该把国防教育纳入党校教育培训的总体系。其理由有四点：一是江泽民总书记曾讲过，应把全民国防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系。在党校，思想政治教育是重要的教育内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面是党性锻炼，所以也应该把国防教育纳入到接受培训的党政干部的党性锻炼中；二是从国防教育的内容体系看， 无非是国防思想教育和国防军事教育两个方面，但其核心还是以爱国主义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因此，党校的国防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把两者纳入一起进行并不矛盾；其三，从我们党校的实践看，这样做节省了人力、物力，提高了办班学习培训效果，克服了党校国防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党性锻炼）和专题课教育几张皮的现象，同时，课时矛盾也容易统筹解决；四是从中央党校“四位一体”教学目标改革（即“理论基础，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党性修养”）要求看，党政干部在党校学习培训期间，除了要接受理论学习外，还要努力培养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党性修养。而这三个教学目标的实现，加强国防教育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另外，中央党校教学改革内容确定为“三基本，五当代”（即马列主义基本问题、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当代世界经济、当代世界政治、当代世界科技、当代世界思潮、当代中国国防和中国军事），可见国防教育是党校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2、教育内容要明确。目前，地方领导干部的国防教育还没有统一的大纲和教材，所以党校在组织教育时随意性比较大，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因此，要搞好地方领导干部的国防教育，就要首先优化和规范其教育内容。具体说，应主要抓好四个方面的教育：一是国防理论。重点是学习马列主义战争观、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关于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正确认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通过了解我国国防建设的基本内容、任务和要求等，牢固树立国“无防不立、无兵不安 ”的思想。二是军事知识。重点是学习军事高科技常识及其在现代战争中的应用，不断增强支持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紧迫感；了解高科技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特点规律，不断增强支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责任感；深刻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人民战争优良传统，牢固树立正义战争和人民战争必胜的信念。三是安全形势。重点是了解国际战略局势的发展走向，我国周边地区的安全形势，认清巩固国防、抵御侵略和统一祖国的历史重任，牢固树立常备不懈的思想，进一步提高关心支持国防建设和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紧迫感和自觉性。四是国防法规。重点了解国家颁布的《国防法》、《国防教育法》、《兵役法》、《军事设施保护法》、《人民防空法》、《民兵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增强依法开展国防教育、兵员征集、民兵预备役建设、人民防空、国防动员等工作。
3、教育形式要多样。内容需要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党校在开展党政干部国防教育过程中要积极探索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以保证教育质量和效果。根据我们邗江党校国防教育实践总结，可以采取以下形式进行教育：一是专题教学。在有关主体班次教学计划中，把国防教育的内容，以专题课的形式安排。比如：在青年干部培训班上，安排了“台海局势分析”专题等。二是把国防教育寓于集体活动中。比如可以聘请部队官兵做教官，开展军事化训练；可以组织学员到部队靶场实地射击打靶等等，这样既达到了锻炼身体的目的，又让学员体验了部队生活，增强国防意识。三是坚持“请进来，走出去”。“请进来”就是除了请武装部门、部队系统有关人员上课外，还请老红军、老战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学员上课；“走出去”就是组织学员到国防教育基地接受更为直观的国防教育。四是把国防教育贯穿于函授教学中。党校函授学历教育是培训在职党政干部的重要渠道，在函授教学中要适当穿插国防教育的内容。在党校开展国防教育过程中，如何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来保证教育效果，还有很多值得研究和思考的。
4、有关部门要指导。国防教育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全社会要形成教育合力，非党、政 、军民齐抓共管不行，非加强党的强有力的领导不行。 党管武装是我党历来的优良传统，加强党对国防教育的领导十分必要。就党校的国防教育而言，也同样需要其他部门（如武装部门、部队系统、“双拥”部门）密切配合， 才能达到预期的教育目的。 党校是培训党政领导干部的学校，但开展国防教育还显得不那么专业。需要专业的部门加强指导。
5、教育经费要保障。一些党校国防教育之所以搞不起来。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党校的经费紧张，资金短缺，难以开支国防教育（含军训）所需的费用。要回避党校国防教育的经费问题是回避不了的。目前不少党校国防军事教育经费没有专门的来源渠道。实际上，办班经费得到保障，国防教育开展得好些，办班经费紧张，国防教育开展得差些，甚至开展不了。鉴于这种情况，国防部门和有关部门要共同研究党校国防教育的经费问题，以保障党校开展党政干部国防教育工作切实到位。
6、教育师资要配强。为党校国防教育配备一定师资是必要的。按照《兵役法》的规定，高等学校要设军事训练机构，高等院校和中等学校要配备军事教员，以便组织实施学生的军事训练。并提出高校一般应设军事教研室，配正副主任各一人。受训学生在１５００人以上的学校应配专职军事教员６－７人；１０００－１５００ 人的，应配专职军事教员５－６人；１０００人以下的，应配专职军事教员３－４人。中等学校设军事教研室 ，但一般一所中等学校应配２－３名军事教员。笔者认为，党校开展党政干部国防教育也应该参照《兵役法》的规定，建立健全党校国防军事教育师资，并应以少量的专职和适当数量的兼职为好。这样比较符合党校教师编制的实际情况，一般1---2名党校教师做国防教育专职教员，3---5名国防部门人员做国防教育兼职教员，从而保证党校开展党政干部国防教育师资力量。
7、理论研究要加强。党校教学和科研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因此，为了能更好地进行国防教育，加强国防教育的理论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在研究中，一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二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国防教育理论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揭示国防教育的内在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来阐明国防教育的本质、方针、政策，以及国防教育的原则、方式方法和需要抓好的各个环节，从而使我们的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探索到最科学的教育方法，获得最佳的教育效果，达到不断加强和改善国防教育的目的；三是要在时间和经费上保证理论研究。党校要在时间和经费上保证国防教育专职教师对国防教育的研究。鼓励他们坚持不懈地进行研究，积极总结提练国防教育的实践经验，积极表彰他们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中共扬州市邗江区委党校



论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

王 巍

摘要：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它以目的条款为通常的表现形式，由特定的价值取向所支配并受制于本国的制度基础。我国反垄断法应以制止垄断、维护竞争和保护多元利益为基本的立法目的。但是，应坚持对中性的垄断进行适度地干预，对多元和多变的竞争进行全面而灵活的保护，并在认定效率是前提、非效率是保障的基础上对二者加以平衡。另外，我国反垄断法在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三个方面的主导方向应该分别是：深化以自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依法规制垄断、全面规范行政行为，并基于这三大制度基础来构筑完善、系统的立法目的。
关键词：反垄断法；立法目的；价值取向；制度基础


导论

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具有宣示性和导向性，为所有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提供价值基础。本文选取“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作为研究对象，是基于三个假设：①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是非常重要的，它并非空洞的宣言，而是具有实践价值的“元规则”；②各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具有相似性，但没有两部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是完全相同的；③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是受价值取向支配的，而价值取向的产生源于制度基础。笔者立足于立法目的本身的不可复制性和可商谈性，以反垄断法草拟稿的目的条款为参照系和逻辑起点，沿着“目的条款→立法目的→价值取向→制度基础”的思维流程，尝试对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进行解析和完善。本文的形式目的在于完善我国反垄断法的目的条款，实质目的在于反思当前反垄断立法的价值取向，而深层目的在于挖掘我国建构反垄断法的制度基础。希望下文的理论探讨能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反垄断法制定工作有所裨益。

一、目的条款中的立法目的

价值取向与立法目的作为反垄断法的宗旨，在形式上通常体现为目的条款，位列该法之首；在本质上则反映对特定利益的保护，奠定了整部法律的基调。反垄断法“这样在实体规范和执行方式都‘集大成’的法律，如果不能掌握其‘合目的性’的基本要求，依规范性质作好执行分工，很可能会导致高成本、低效率的执行，使它成为一部最不经济的经济法。”[1]因此，通过对目的条款的优化设计，从而确立准确而又富有弹性的立法目的，这对于制定“优质”、“高效”的反垄断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拟稿）第一条规定：“为制止垄断，维护公平竞争，保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这一目的条款虽然仍处于“征求意见”之中，但在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当前立法中对反垄断法的基本定位是“制止垄断，维护公平竞争”。但是，“垄断”既可以是行为，也可以是状态，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垄断”应该是行为而非状态。市场竞争本身就包含了竞争垄断地位的内容。创新获得市场垄断地位即创新的垄断，“好的市场经济制度，保护作为创新的结果，但并不因此限制其他人进入追逐垄断的创新过程。”[2]以美国为代表的诸多反垄断法先进国家实际上已将垄断状态视为合法，这体现了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美国联邦政府放弃分拆“微软”的诉讼请求即是最佳例证。何况，在以自由竞争为本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反垄断法也不应将经营者在物美价廉基础上获取的垄断状态视为违法并予以制裁。笔者认为，我国的反垄断法也应顺应国际趋势，采取“禁止垄断行为而宽容垄断状态”的价值取向，既为竞争的经济秩序营造法治氛围，也为不断成型的规模经济创造宽松环境。因此，在反垄断法的目的条款中，宜将笼统地“制止垄断”细化为“制止垄断行为”，并在界定“垄断”时对具体的垄断行为明确地加以限定，为执法和司法确立清晰的实体依据。即使要对特殊情形下的垄断状态予以规制，也应将其纳入到垄断行为的范畴，并辅之以可操作的标准。
另外，立法者应仔细思量反垄断法在维护“公平竞争”方面的价值取向。是否竞争的价值就仅仅局限于“公平”？面对“公平”标准在不同法系、不同国别、不同法域中所具有的多重语境色彩，人们在纷纭的价值冲突面前又将如何抉择？事实上，“竞争是一个发现过程”[3]，这一人类交往不断演化的动态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们常常在不同的经济时期赋予竞争不同的内涵。除了公平，自由、有序、和谐等也是竞争所信奉和追求的价值，人们已逐渐认同竞争在内涵外延方面所彰显的巨大弹性。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在反垄断法的目的条款中可暂不对“竞争”的外延作出限定，只概括地规定为“维护竞争”。必要时可在其他具体条款中对特定的竞争价值予以强调，或者在解释时适当地拓展竞争的价值空间。既然反垄断的目的在于解决抑制竞争的问题，而竞争并不必然就是一个自我维持的过程。因此，为了确保竞争的活力，干预是必需的。[4]由此可见，“维护竞争”实际上体现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一种间接管制。因此，对竞争的“维护”应做广义理解，体现培育竞争、促进竞争、深化竞争等多重含义。但是，“看来减少竞争的经营做法实际上可能有其合理的目的”[5]，反垄断法在维护竞争时不应轻率地对市场进行干预。我国的反垄断管制也应确立必要的“合理规则”，对可能滥用的管制性权力加以规范和制约，切实保障市场经济的自治基础——自由竞争。
反垄断法是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器。草拟稿的目的条款确立了“多元”保护范式，即对经营者、消费者、社会公共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等不同的“利益体”均予以保护。在以人为本的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间最基本的竞争无疑是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竞争以及经营者之间的竞争，这两种竞争分别涉及民众福祉和经济环境。笔者认为，对消费者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是值得肯定的，体现了消费者利益最大化和市场竞争最优化的市场理念。但是，对经营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保护则有待商榷。经营者在整体上处于相对强势，其受益是自然的和现实的，市场竞争最优化本身就蕴涵了经营者受益的内容。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容过于抽象和宽泛，不具备立法目的所应有的独立指导价值，并且容易产生歧义。因此，不宜把经营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列入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毕竟反垄断法不是“万能法”，立法目的也不是“百宝箱”。值得注意的是，“现今中国消费者政策已开始朝向积极的消费者政策转化”[6]，反垄断法应与其他法律在保护消费者利益方面加强分工协调，避免重叠或冲突。对于社会公共利益，则应避免过于宽泛地加以理解，可在其他条款中明确具体标准，并作出相应的排除性规定，防止它成为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行业利益等诸多狭隘利益的“挡箭牌”和“护身符”。

二、立法目的背后的价值取向

由上可知，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制止垄断；维护竞争；保护利益。既然立法目的是受价值取向支配的，那么探求立法目的背后的价值取向就具有先导意义。下文将重点围绕我国当前经济转型对反垄断立法的需求展开讨论，旨在反思国人对制止垄断、维护竞争、保护利益这三大主题的价值取向。

1、制止垄断：垄断乃中性，干预宜适度
反垄断是一种不断地被锤炼和不断地被重新定义的政策：它来源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市场制度的信仰，也来源于关于竞争性的市场并不一定是自我维持和自我纠错的假设。[7]从字面上看，反垄断法的“反垄断”具有绝对性，似乎制止一切垄断，如很多国家的反垄断法在名称或目的条款中所宣称的；从内容上看，“反垄断”具有明显的相对性，仅仅制止特定垄断，如各国反垄断法通过界定关键概念（如“垄断”、“经营者”、“市场”等）、限定调整对象和适用范围、确定合理原则、规定豁免情形、划定适用除外的范围等方式来调整规制的视阈。从效率的观点来看，垄断条件下的价格太高，因此一般的公共政策是要在可能的地方用竞争取代垄断，但取代垄断有时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必要的。[8]随着各国经济的不断稳定和成熟，人们对垄断、反垄断、反垄断法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既有的理论框架和制度范式经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和批判。即便是在反垄断法最发达的美国，一百多年来有关“反垄断”价值取向的纷争也从未停息过。“市场中人大概无不偏爱垄断。”[9]人们在表面上钟爱竞争而痛恶垄断，但在内心深处对垄断的情结则是复杂的和微妙的。对我国这样一个经济转型国家而言，市场经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还有很多，加之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双重不足，要求我国对“垄断”的定位必须是审慎的——既务实又前瞻。笔者认为，我国的反垄断法可以把垄断视为中性的，结合经济发展的阶段、程度、要求来适时调整对垄断的定位。
当然，对垄断的“中性”定位也并不排除反垄断法对垄断进行有侧重点、有针对性的规制，更不排除反垄断政策在特定时期、特定情形下的倾斜规制。垄断具有复杂多变的特性，其含义在西方各国也有所不同：在日本法中指垄断状态和垄断力的滥用；在美国法中指垄断化；在德国、英国、法国及欧共体法中则指垄断力的滥用。[10]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垄断实际上具有明显的复合性：行政垄断堪称特色和重点，但它具有过渡性，随着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深度改革会逐渐趋于淡化；限制竞争的共谋行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企业合并将会不断凸显，并成为反垄断规制的主流方向和基本类型；其他垄断形态也会在市场的不断演变中渐渐显露，并被纳入反垄断的范畴。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反垄断法宜秉持“干预适度”的原则，在反垄断的类型、程度、方式等各个方面进行适度地管制，既有效解决现阶段面临的突出问题，又充分回应今后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毕竟“对市场垄断的评判，必须建立在对具体企业、产业的实证分析基础上。反垄断法的实施是一项细致、艰巨的工作。”[11]我国的反垄断法还需要在理论、技术、经验、人才等方面进行长期积累，立法也不宜过早形成定论、定式。

2、维护竞争：竞争是多元和多变的，对竞争的保护宜全面而灵活
维护竞争可以说是反垄断法的初衷，但维护什么样的竞争却成了反垄断法永恒的主题。竞争是指一种经济物品的需求有多于一人的需求，即凡是多过一个人需求同一经济物品，竞争就必定存在。[12]这种经济上的竞争成为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基础，也是其他竞争的根源。竞争对于市场的有效运行至关重要，是一种重要的力量，它迫使厂商寻找更有效的生产商品的方法并且更有效地满足消费者愿望。[13]另外，竞争还具有减少无知、扩散知识、抑制错误的功能。[14]实际上，“竞争”已将市场主体（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追求精妙地浓缩于其中，并成为政府干预市场调节的基本目标，正所谓“寓竞争于管制”。但经济的变幻使竞争呈现出多元和多变的特点，这为反垄断法的保护机制提出了难题。一方面，自由竞争的价值取向仍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属于基础性和前提性的竞争目标；另一方面，公平竞争的价值取向已被人们认同为极为重要的竞争目标，并成为完善自由竞争的平衡器。除了自由和公平这两大基本追求外，竞争还被赋予安全、有序、健康、和谐等诸多价值取向，其中不乏具有各国本土特色以及带有浓重政策意味的价值取向。因此，竞争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背景下往往不断变化。
正如垄断具有相对性，竞争也具有两面性，它们实际上都是双刃剑。竞争作为一个中性概念，兼具主观性与客观性、自觉性与盲目性、合法性与违法性、建设性与破坏性，而反垄断法（竞争法）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弘扬竞争的积极功能而贬抑竞争的消极作用。[15]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的不成熟造成对竞争的“饥渴”，主导性的经济政策多以培育竞争、鼓励竞争、保障竞争为基调。而人们对竞争的认识又是千差万别甚至迥然相异的，尤其重要的是，存在着对竞争的积极方面认识不够和对竞争的消极方面估计不足的双重困境。笔者认为，以目前的竞争水平和认识水平来对多元、多变的竞争进行准确定位是不现实的。因此，为了使我国的反垄断法在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立法者可以确立一个“有容乃大”的竞争概念，用抽象的“竞争”涵盖多元和多变的竞争，并对其采取全面而灵活的保护。

3、保护利益：效率是前提，非效率是保障，二者之间宜平衡
经济利益既是推动竞争的原动力，也是一切竞争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16]反垄断法的产生正是肇始于对经济利益的维护，并由保护经济利益拓展到对非经济利益的保护。随着广泛的政府干预对市场缺陷的弥补渐次展开，这种深刻的复合型保护已经成为反垄断法的鲜明特色之一。回首当初谢尔曼法的立法过程，它总是与一个两难悖论相关：一方面，它为了保护消费者而禁止贸易限制和垄断，为了竞争所能带来的效率而试图维护竞争；另一方面，它又企图去保护小的企业，试图创造一个公平的比赛环境，即使这意味着不得不牺牲某些程度的效率。[17]消费者集团与受到侵害的企业倾向于支持反托拉斯政策，而许多企业则宣称这些政策影响了经济效率，政府在反托拉斯方面的努力也随着注重竞争与注重反托拉斯限制的效率成本的变化而时起时落。[18]时至今日，这一“两难悖论”仍在很大程度上牵引着反垄断法的脉搏，保护利益的价值取向始终在效率与非效率两个极点间滑动，随着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的变迁而不断调整。
如本文第一部分中所言，笔者认同把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作为立法目的，即追求市场竞争最优化和消费者利益最大化。这二者可以分别被纳入效率与非效率的范畴，但将它们截然区分为效率与非效率则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效率和非效率在价值理念层面的融合已使二者的界限变得非常模糊了。“反托拉斯法早于消费者运动甚久以前即已建立，因此我们应该无法说消费者保护运动是反托拉斯政策的指导理念。”[19]其实，消费者利益和其他非效率利益都是在效率利益之后出现并不断被重视的。由此可见，效率原则先于非效率原则产生，并且深刻影响着非效率原则的发展。从长远和根本的角度考虑，非效率原则对效率原则具有重要的反作用——保障效率的持久性和稳定性。但不可否认，效率原则比非效率原则更具有先导性，反垄断法“应以经济效率作为其主要追求目标，如果其效率之有无并不明显时，始考量其他次要目标：如保护中小企业、财富分配、消费者利益。”[20]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反垄断法在“保护利益”的价值取向上宜坚持效率是前提、非效率是保障的原则，并在二者的相互契合中谋求一种动态的平衡。

三、价值取向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

价值取向作为一种主观性的偏好，它的产生源于制度基础。我国继受反垄断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本土的制度基础上对舶来的反垄断规则进行比照、改造和融合的过程。既然价值取向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主要受制于制度基础，那么对制度基础的考察就具有更深刻的“求知”意味。何况“在市场规则的选择中，必然有着某些非目的论的因素。”[21]反垄断法的制定、执行、修改、解释以及其他应急性的变动，并非都出于原有的立法目的或价值取向，而是实践基础上的“非目的性”经验设计。这种经验设计也是对制度基础的适应，并有可能在程序的促动下提升为价值取向或立法目的。因此，探讨价值取向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对我国反垄断法的确立、完善和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特征之一。反垄断法旨在限制反竞争的行为，它的所有价值都维系于“竞争”二字。我国引进反垄断法正是为了满足当前经济转轨中对竞争的迫切需要，用法律构筑竞争制度、竞争系统和竞争秩序。而“竞争实际上是多维的，至少包括经济、法律和政治这三方面的内容。”[22]反垄断法的制度基础也主要体现在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中。因此，我国要构筑完善和系统的反垄断法立法目的，就应深入探讨反垄断法价值取向背后的三大制度基础，明晰它们各自的主导方向。

（1）经济制度的核心应是深化以自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1993年“市场经济”入宪，这是我国制定反垄断法的首要宪法基础，也为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划定了最底线的价值取向。计划经济作为权力经济和垄断经济，难于将现代意义的反垄断法融于其中；而市场经济作为权利经济和竞争经济，则为反垄断法的诞生和运作提供了基本前提。与西方“自治→管制”的制度路径相反，我国实际上是沿着“管制→自治”的轨迹迅速前行的，并且呈现出管制与自治之间相互结合、渗透和促动的趋势。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垄断管制实际上是自治的工具，“管制的目的只是为了让私法自治有更大的发挥空间。”[23]因此，我国的反垄断法首先应维护以自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而不应使私法自治扭曲变形为高度管制的计划经济。国家权力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只能限制在不侵害社会自治权的范围之内，对逾越这一范围的反垄断规制（无权干预和滥用权力）应加以限制，从而实现自治与管制的均衡。

（2）法律制度的关键应是依法规制垄断。1999年“依法治国”入宪，这是我国制定反垄断法的另一宪法基础，也为依法规制垄断奠定了法治基础。法治理念下的约束权力旨在保障权利，反垄断法在依法授予反垄断权力的同时也限制了反垄断的权力，通过合法限度的干预来深化以自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反垄断管制的原则正是在于用法律来确立保护“公平竞争”的市场行为规则，同时明确人为垄断的反社会性质并宣布其非法，从而将非法垄断置于政府机构的(直接)控制之下，由此来间接地控制垄断价格。[24]我国的反垄断法应以依法规制垄断为基准，坚持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来划定垄断的合法与非法的边界，排斥一切法外“豁免”、“除外”等脱法的垄断。而且，包括行政机关在内的任何法律主体都必须平等地接受反垄断法的调整，不允许任何法外特权的存在。另外，市场的分散化意味着不同范围的垄断割据，意味着许多种相互冲突、矛盾和重叠的制度框架的存在和起作用。[25]因此，在WTO的框架下，统一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诸侯经济）要求统一的反垄断法律体系，决不允许任何法律主体（尤其是特定部门、地区或行业等）对反垄断法进行分割（即规则的垄断）。依法规制垄断要求反垄断法树立极大的权威性和至上的效力，公正地调整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平等地保护和促进一切正当利益的充分实现，在垄断与竞争之间形成必要的法律限度。

（3）政治制度的重心应是全面规范行政行为。在美国，政治过程主要体现在司法体系中；在中国，政治过程主要体现在行政系统中。[26]我国的反垄断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其政治性集中表现在如何有效地规范行政行为。我国正在进行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联动效应的政治文明建设极大地推动着行政改革，这势必对反垄断法律制度的确立和运行产生重要影响。“在大多数美国人的心目中，垄断不是件好事，它具有收入不平等和政治力量的非民主倾向的色彩。”[27]而在我国民众的心目中，垄断的本身和背后常常浮现着行政的影子，既有的行政体制、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对反垄断法的制定和执行等一系列环节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庞大的行政主体不仅可以通过“作为”来促成或维持自身垄断，而且可以通过“不作为”来助长或放任他人垄断。因此，我国的反垄断法必须全面规范行政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不断提高行政机关在规制垄断中的法治和善治程度，“保证政府的权力行使受到控制，以便政府的权力行使不致摧毁政府权力有意促进的价值。”[28]政府身兼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准立法权）、解释者、执行者、裁判者（准司法权）等多重角色，应身体力行地维护反垄断法这一“公共物品”的竞争价值，防止国家主义在政治和经济活动中最常表现出的“行政权的无序性和随意性”[29]，坚决制止行政主体通过行政垄断谋取“私利”（如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行业利益等）。
总之，我国的反垄断法能否名副其实以及能否成为“活法”，关键要看整体的制度配套和衔接状况。“市场经济的成功取决于一系列花长期才能建立的制度，而不仅仅是抽象的市场概念。而且，如果要经济走向繁荣，所有这些制度都必须运行得相当好才行。”[30]竞争制度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和基础，正是由一系列关联的制度来保障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三者相互贯通和影响，从基础上决定着竞争的定位和效果。反垄断法的价值取向从形式上和实质上真切地再现着上述三大制度共洽的内涵，这也是立法目的最基本的起点和归宿。

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