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价值冲突的解析
本文作者：丛彦国

对宪法价值冲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就可以发现宪法价值冲突在类型上，存在着真实冲突与虚拟冲突、抽象冲突与具体冲突、二元冲突与多元冲突的划分。同时，宪法价值冲突还存在于宪法实践各个环节的内部和相互之间。对此，均有必要加以逐一的阐释。

一、宪法价值冲突的类型
为了更好地研究宪法价值冲突问题，有必要分析宪法价值冲突的类型，对宪法价值冲突的类型进行合理的划分，不仅有助于认识宪法价值冲突的本质，而且有助于展现其丰富的外延。笔者本着坚持学术意义与实践意义的原则，对宪法价值冲突的类型进行如下划分：
（一）真实冲突与虚拟冲突
以宪法价值冲突是否真实客观地存在，可以将宪法价值冲突分为真实冲突与虚拟冲突两种类型。人们认识的宪法价值冲突可能是客观存在的，可能是主观虚拟产生的。那种客观存在的，不是因人们的误解而产生的宪法价值冲突，可以称之为宪法价值的真实冲突；那种不是客观存在的，只是人们主观上认为存在而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宪法价值冲突，可以称之为宪法价值的虚拟冲突。例如，假设某人不是十分了我国宪法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可能认为这一制度与我国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存在冲突，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证明了民族区域制度不但不与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相冲突，而且它还有着巨大的优越性，这就是典型的宪法价值的虚拟冲突。[1]
人们只有认识了宪法价值冲突，才有可能努力地去克服它或解决它。不管是宪法价值的真实冲突还是宪法价值的虚拟冲突，在宪法价值主体看来，他们都是真实的。因此，人们所寻找的价值冲突的解决原则、解决措施应是对他们都可适用，而又有益于宪法价值主体的。如果能够寻找到这样的原则和措施，那么就没有必要花费过大的精力去彻底分清宪法价值冲突的真实性或虚拟性。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彻底地分清宪法价值冲突的真实性与虚拟性，这是由宪法现象的复杂性和人类认识的局限性所决定的。
（二）抽象冲突与具体冲突
从事物的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角度，可以将宪法价值冲突分为抽象冲突与具体冲突两种类型。宪法价值冲突可能是从抽象意义上讲的、一般而恒久的冲突。如人们一般抽象地说的宪法上的平等与自由、正义与秩序、秩序与民主等的冲突。在并不置身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并不表现为现实矛盾的时候，这些冲突的存在仅仅是纯理念的形式，称之为抽象的宪法价值冲突。宪法价值冲突也可能是从实在意义上讲的、具体而特定的冲突，可以称之为具体的宪法价值冲突。例如，在制定国家安全方面的宪法性文件时要坚持科学立法的原则，合理地解决好首要的立法目的是自由还是秩序的问题；[2]又如，在具体的宪法案件中，宪法适用者应该如何面对一方言论自由与另一方人格尊严的冲突，等等。这些宪法价值冲突在现实社会中直接地表现出来，这就是典型的具体的宪法价值冲突。
笔者认为，抽象的宪法价值冲突更多的意义在于理论研究，而在具体的宪法案件中应该坚持个案分析的原则，而不应该只是抽象地谈论几个宪法价值谁轻谁重。具体的宪法价值冲突是抽象的宪法价值冲突的现实化。具体的宪法价值冲突的解决侧重于实证，而抽象的宪法价值冲突的解决侧重于理性。抽象冲突的解决原理、原则对于具体冲突的解决具有指导意义，具体冲突的解决既是抽象冲突解决原理、原则的实践，又是对它的丰富和充实。
（三）二元冲突与多元冲突
以相互冲突的宪法价值的数量可以将宪法价值冲突分为二元冲突与多元冲突两种类型。
二元冲突是指两个宪法价值之间相互冲突。例如自由与秩序、秩序与正义、自由与平等的冲突等。二元价值冲突在形式上又包括两类：一是排他冲突，指二个宪法价值只能取其一的冲突形式；二是位列冲突，指两个宪法价值中一个属于首要或主要地位，而另一个属于从属或次要地位的冲突形式。位列冲突与排他冲突并不是截然分离的，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实际上，在位列冲突中只要找到了首要或主要的宪法价值时，位列冲突就会转化为排他冲突，因为首要、主要价值是唯一的、排他的、独占的；在排他冲突中，如果要求排列冲突价值的主次、首从，排他冲突也就转化成了位列冲突。
多元冲突是指两个以上宪法价值的相互冲突。多个宪法价值相互交织构成的宪法价值冲突情况远比二元宪法价值冲突复杂。例如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三者之间的宪法价值冲突，人民主权、宪政秩序、社会发展、社会正义四者之间的宪法价值冲突。多元的宪法价值冲突实际上是由若干个二元的宪法价值冲突构成的，人们完全可以把一个多元宪法价值冲突转化为若干个二元宪法价值冲突来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更好地找出解决宪法价值冲突的办法。

二、宪法价值冲突的环节
宪法价值冲突可能在宪法实践各个环节的内部和各个环节相互之间出现。研究宪法价值冲突出现的环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宪法价值冲突的情形并制定宪法价值冲突的解决措施和方案。
（一）宪法实践各个环节内部的价值冲突
1、宪法制定、修改环节的价值冲突
由于宪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性，其制定、修改程序要严于普通法律。在具体制定程序的设计上，各国宪法的规定不尽相同，从而形成了行使制宪权的不同方式。许多国家制定宪法，都要成立专门的宪法制定机构，如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召开制宪会议或者立宪会议。宪法通过程序也比较严格、复杂，一般都要求有占立法机关或制宪会议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以上或四分之三以上的人数通过，宪法才能生效。还有的国家规定宪法需要由公民讨论或公民投票以后才能正式生效。在立法机关通过的表决方式上，各国也规定不一，有的举手表决，有的起立表决，有的点名表决，有的投票表决。[3]
宪法制定、修改环节中的价值冲突是经常性的宪法价值冲突之一。在宪法制定、修改上的许多争论与矛盾都可以归因于宪法价值冲突，具有不同宪法价值认识与追求的法案起草者或者可以影响法案起草者的人们在宪法的制定、修改过程中，他们会有着不同的宪法制定、修改主张，这些不同的主张之间也就包含着相关的宪法价值冲突。例如，在中国宪法史上仅有的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文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是在多种政治势力、利益集团的激烈斗争中制定的，它突出地反映了当时三种政治势力——革命派、立宪派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派之间，又斗争又妥协的力量对比关系。[4]这些政治势力、利益集团有着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因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过程必然存在着多种宪法价值冲突。
2、宪法适用环节的价值冲突
宪法适用中的价值冲突，可能是宪法适用者，即一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自己的价值观念冲突。一个宪法案件，它所涉及的社会方面是广泛的，它的影响也可能是多方面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时也会因自身的价值观念冲突而不知所措。他们自身的价值观念冲突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他们就可能面对多种裁决方案，犹豫不决。这样就会影响宪法适用的效率和效益，甚至会导致错案的发生。宪法适用中的价值冲突也可能是不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的价值冲突。一个宪法案件，如果是由多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共同办理的，他们之间也可能产生价值认识上的分歧。
宪法适用中的价值冲突还包含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有关当事人之间的价值冲突。这种冲突也是经常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法定的程序来加以解决。在宪法适用主体在适用宪法的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参与人都可以依法自由表达自己的价值认识。在宪法适用以后，当事人还可以通过宪法监督程序来继续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使自己与原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的价值冲突得以解决。当然，即使当事人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的冲突仍然不能解决，他们仍然可以在自己的思想中保留自己的价值认识，但在行为上还必须服从有效的宪法裁决。
3、宪法遵守环节的价值冲突
在宪法遵守过程中，也会产生宪法价值冲突。同一宪法遵守主体对于宪法价值的矛盾性把握，是宪法价值冲突在宪法遵守中的主要表现之一。而不同的宪法遵守主体对于宪法价值的不同理解和追求，也往往是导致他们相互之间宪法价值冲突的重要原因。宪法遵守中的价值冲突应当寄希望于宪法遵守者的法律意识、宪法意识的增强，自觉放弃一些不合理的宪法价值认识和追求，使自己的宪法价值认识与宪法制定所确定的价值准则保持一致。只有这样宪法遵守者才有可能解决有关的宪法价值冲突，才不会由宪法遵守者演变为违宪行为者。
《秋菊打官司》摄制组在陕西宝鸡进行纪实性摄影时，摄下了一位在场卖棉花糖的公民贾桂花的形象。贾氏本人自称因“生理缺陷”（贾氏患过天花，脸上有麻子）从来“连照相都不愿”。影片公映后，贾氏形象公之于众大约四秒钟左右。有熟人嘲弄贾氏“成了明星”，“长得那样还上电影”，这使贾氏极为痛苦。为此，贾氏经律师代理向人民法院诉讼，认为《秋菊打官司》剧组以盈利为目的侵犯了她的肖像权，要求影片摄制组向其公开赔礼道歉，剪除影片拷贝上贾氏的镜头，同时赔偿贾氏精神损失费人民币8000元。此案中，原告认为自己的肖像权在事实上受到了侵犯，而被告认为应保护自己的言论自由权。[5]在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的矛盾与冲突实际上就是宪法遵守环节的价值冲突的表现。
（二）宪法实践各个环节相互的价值冲突
1、宪法适用与宪法制定、修改的价值冲突
宪法适用的价值观念不应当与宪法制定、修改的价值观念产生冲突。因为在宪法制定、修改的价值观念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宪法适用主体不应当有独立于宪法制定、修改价值观念之外的其他宪法价值观念。否则就只能导致宪法适用的混乱，导致违宪行为的发生。宪法适用者应当将实现宪法、实现宪法价值作为自己的职责，视宪法价值为自己的职业生命。他们在宪法适用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实践法定的价值准则而已。
虽然宪法适用者无权对宪法制定、修改的价值准则进行任何变更，否则就是违宪行为。但是，他们在适用宪法过程中却有可能介入其主观的因素，例如，“法院要处理宪法诉讼必然要对宪法进行解释。”[6]在宪法适用环节上，宪法适用者的价值观念会自觉和不自觉地对已经制定、修改的宪法的适用产生影响。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宪法价值不可能不受宪法适用者的影响。既然宪法适用者在对于宪法的理解和贯彻中有可能因自己的价值认识而影响宪法的价值，宪法适用者在有意或者无意之间就有可能出现其价值观念与法定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在这时，宪法适用者能否抑制自我而服从宪法，就是对其职业素质的考验了。
2、宪法遵守与宪法适用的价值冲突
宪法遵守与宪法适用之间也会出现一定的价值冲突，这是必然的。因为，宪法遵守者与宪法适用者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宪法与宪法价值的，因而在宪法价值的观念上往往就会有所分歧。
宪法遵守与宪法适用的价值冲突的解决只能依靠宪法制定、修改所确定的价值准则来评价。在一般的情况下，宪法适用的价值观念与宪法制定、修改的价值观念是一致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二者之间也会出现一些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地方。所以不能说在宪法遵守的价值观念与宪法适用的价值观念产生冲突的时候，就一定是宪法遵守方面出现了问题。
3、宪法遵守与宪法制定、修改的价值冲突
在宪法遵守与宪法制定、修改之间，也会产生宪法价值冲突。这种冲突的产生有可能是由于宪法制定、修改的失误，但是从严格的法治意义上讲，只要宪法的价值设定没有邪恶到不能被整个社会所接受，没有邪恶到不能通过法内途径予以解决的程度，宪法遵守者就应当无条件地服从在宪法制定、修改中所确定的价值准则。
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因为宪法遵守者对于宪法价值的误解，从而导致了宪法遵守与宪法制定、修改的价值冲突。因此种情形而产生宪法价值冲突，也是非常普遍的，而且远比宪法制定、修改中的失误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宪法遵守者的价值认识毫无疑问地应当服从法定的价值准则

三、本章小结
本章分为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分别从宪法价值冲突的类型与环节两个方面来进一步分析与研究宪法价值冲突问题。第一部分是宪法价值冲突的类型，笔者从真实冲突与虚拟冲突、抽象冲突与具体冲突、二元冲突与多元冲突三个角度来分析宪法价值冲突的类型。第二部分是宪法价值冲突的环节，具体包括：宪法实践各个环节内部的价值冲突，分为宪法制定、修改环节的价值冲突，宪法适用环节的价值冲突，宪法遵守环节的价值冲突三种情形；宪法实践各个环节相互的价值冲突，分为宪法适用与宪法制定、修改的价值冲突，宪法遵守与宪法适用的价值冲突，宪法遵守与宪法制定、修改的价值冲突三种情形。

参考文献：
[1] 许崇德．宪法．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9
[2] 李竹，吴庆荣．国家安全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32
[3] 姜士林等．宪法学辞书．当代世界出版社，1996：131
[4] 张晋藩，曾宪义．中国宪法史略．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107
[5]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176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2年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要点的通知

国办发〔2012〕3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2012年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要点》已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
　　　　　　　　　　　　　　　　　　　　　　　　　二○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2012年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要点

2012年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要坚持标本兼治、突出重点，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7号）精神，围绕侵权假冒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强化刑事司法打击，建立完善长效机制，加强基础建设，强化宣传引导，确保工作实效。
一、大力开展专项整治
（一）开展商标权保护专项整治。以驰名商标、涉外商标为重点，严厉打击假冒他人注册商标行为。严厉打击非法印制和非法加印、出售商标标识行为。严厉打击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等“傍名牌”行为。加大对恶意抢注商标案件的审理力度，有效制止恶意抢注商标行为。
（二）开展版权保护专项整治。加强印刷复制企业监管，严肃查处非法生产、印刷、复制软件、图书、音像制品行为。加大对文化等领域侵权盗版行为的惩治力度，严厉打击在重点市场、重点场所、重点区域和通过互联网销售盗版软件、图书、音像、动漫出版物及其衍生制品等行为。继续加大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剑网行动”力度，大力整治网络视频、网络音乐、网络文学、网游动漫、软件侵权盗版行为，进一步做好视频网站监管工作，保持打击侵权盗版活动的高压态势。
（三）开展专利权保护专项整治。开展生产、流通环节的专利执法专项整治，科学指导研发环节的专利保护工作，加大对涉及民生、重大项目及涉外等领域专利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严肃查处群体侵权、反复侵权、假冒专利及专利诈骗行为。突出展前排查、展中巡查、快速调处、跟踪整治等环节，做好重要展会的执法维权工作。加大对专业市场的执法与检查整治力度。
（四）开展网络商品交易网站专项整治。加强对提供网络商品交易平台服务网站的监管，严格网站备案核验，对侵权假冒案件实施溯源查处。加强对网络交易主体、客体、行为的搜索检查，重点强化对涉嫌违法行为人网站（网店）的检查，依法查处利用互联网散布虚假信息、销售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及其他违法行为，坚决取缔网络黑市。以假冒伪劣化妆品、服装为重点，查处曝光一批网络商品交易违法案件。
（五）开展进出口环节侵权假冒专项整治。以“国门之盾”行动为抓手，深入开展打击进出口环节侵权假冒违法活动，加强对食品、药品、化工产品、汽车配件等重点商品进出口的监管，在海运、邮递快件等重点运输渠道和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广州等重点口岸进行集中整治。依法查处进出口侵权假冒商品企业。加强进出口货物检验检疫，严厉打击骗取、假冒或伪造检验检疫证书行为，严肃查处逃避检验检疫监管行为。加强进出口商品装运前检验，加大原产地标记查验与管理力度，严厉打击冒用、乱用和买卖原产地证书等违法行为。
（六）开展药品化妆品打假专项整治。加强对药品生产企业、城乡药店药品采购渠道和医疗卫生机构的整治，严肃查处制售假劣药品行为；严厉打击利用互联网非法收售药品行为。部署开展中药材专业市场专项整治。加强化妆品生产企业原料供应商审核，严格化妆品生产经营单位索证索票和台账管理，以美白、祛斑类化妆品为重点，依法查处违法违规使用禁限用物质行为。
（七）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整治。严把农资市场准入关，依法清查农资生产经营主体，坚决取缔制售侵权假劣农资“黑窝点”；加强对农资批发市场、集散地、经营门店和物流配送中心、乡镇游商的监控巡查；加强对农资质量和品种真实性的监督抽查，追溯并查处制售侵权假劣农资源头；严肃查处利用互联网销售侵权假劣农资行为。加强林木种苗质量抽查和执法检查，严厉打击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侵犯品种权等违法行为。
（八）开展汽车配件打假专项整治。严厉打击无生产许可证生产汽车配件行为，严肃查处不符合生产条件的企业。从严审查强制性产品认证，加强对重点产品获证企业的检查，依法查处违法生产行为。严厉打击无证出厂、销售CCC认证（即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产品和伪造、冒用认证标志行为，坚决取缔无证生产“黑窝点”。集中整治汽车配件制假售假以及质量问题突出产品的生产聚集区，加强对流通领域汽车配件的质量监测和监督检查，对不合格商品及时作退市处理，依法查处销售假冒伪劣和不合格汽车配件行为。
（九）开展地理标志保护专项整治。加强地理标志注册后续监管，强化不合格产品退出机制。严肃查处伪造、冒用、超范围使用专用标志行为，严厉打击假冒地理标志专用权行为。
（十）开展有机产品认证标志专项整治。加强对获证企业的监督检查，严禁获证企业超范围、超数量使用有机产品认证标志；加强对流通领域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假冒、伪造、超期和超范围使用认证标志行为，严禁在认证证书标明的生产、加工场所外对有机产品进行二次分装、分割，擅自加贴有机产品认证标志；加强有机产品认证标志备案系统建设和宣传，方便消费者和监督部门查询监督。
（十一）开展农村市场重点商品专项整治。针对家电、食品、日化用品、液化石油气钢瓶等与农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重点商品，加强生产源头和县以下区域批发市场、集贸市场、销售门店风险隐患排查，重点清理、取缔制假售假“黑作坊”、“黑窝点”，依法查处违法违规生产经营企业。有针对性地开展识假辨假知识宣传，进一步增强农民的维权意识。
同时，以盗窃、利诱、胁迫等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的违法行为为重点，依法加大打击侵犯商业秘密违法行为力度。依法加大打击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奥林匹克标志等知识产权违法行为的力度。
二、保持刑事司法打击高压态势
（一）开展打击假冒伪劣“破案会战”。以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药品、农资、酒类、消防器材以及网上售假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犯罪为重点，每季度发起一次对各类假冒伪劣犯罪的专案集群战役行动，全链条、全覆盖摧毁制假售假犯罪网络和窝点。加大对侵权假冒犯罪背后商业贿赂和职务犯罪案件的立案侦查力度。
（二）加大对侵权假冒犯罪案件的刑事司法打击力度。加大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及受理工作力度。依法及时批捕、起诉涉嫌侵权假冒犯罪案件。加强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和侦查活动的监督。依法从快审理侵权假冒案件。
三、建立完善长效机制
（一）加强打击侵权假冒工作综合协调。各地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要落实情况通报、工作督查、案件督办等制度，做好对本地区重点区域、重点市场整治的统一领导和协调。
（二）健全强化监督考核机制。把打击侵权假冒工作纳入社会管理综合治理考评范围，研究制定打击侵权假冒工作政府绩效考核办法和实施细则，督促地方逐级建立考核体系。研究提出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及时公开本系统查办案件相关信息的具体意见，督促各地抓好落实。严肃行政监察和问责，强化打击侵权假冒工作责任。督促各有关部门对可能引发的区域性、系统性风险苗头及时研判，加强监控，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
（三）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标准。落实修改完善打击侵权假冒有关法律制度的工作安排，加快推动完善有关法律制度；积极完善相关法规和部门规章。健全重点领域、重点产品检验、鉴定标准，完善执法监管的技术指导依据。
（四）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加强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领导和督促指导，明确市、县级政府衔接工作牵头单位。出台打击侵权假冒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文件，完善线索通报、联合办案、提供专业支持等机制制度，加强对案件移送办理的监督和监察；针对不同领域、案件特点进一步细化相关操作规范。制定打击侵权假冒领域中央和地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方案及技术标准，选择部分地区和部门开展试点。
（五）完善跨地区跨部门行政执法协作机制。通过信息统计通报、工作交流、定期会商、统一执法行动和建立跨地区执法协作网络等方式建立跨地区执法协作机制；通过联络员会议、跨部门信息沟通、案件协查、疑难案件会商、联合督办、证据互认等方式建立跨部门执法协作机制；加强执法协作监督，加大对跨地区、跨领域侵权假冒行为的打击合力。建立假冒伪劣商品销毁全过程环境无害化管理机制。
四、夯实工作基础
（一）加强执法能力建设。开展执法工作检查和绩效评估，强化执法队伍管理。组织以案代训、案例分析会等形式的执法培训。推动加强联合执法。研究制定具体措施，加强对跨境涉外侵权、互联网侵权、有组织侵权假冒等问题的监管。积极推行驻点巡查、交叉执法和网格化管理等监管模式，强化基层执法人员责任。
（二）加快诚信体系建设。开展生产经营企业诚信评价，逐步建立生产经营主体诚信档案。制定推动信用信息共享的工作方案和相关标准。探索健全失信企业“黑名单”，推动企业诚信与银行授信挂钩。制定信用信息查询和披露工作制度。开展全国商务领域信用建设试点。研究促进政府机关软件正版化工作与信息化工作结合问题。
（三）加强国际交流合作。通过多双边对话等多种方式，加强知识产权执法信息交流和执法合作；推动双边知识产权合作协议的启动和落实，增强各领域能力建设；组织赴海外开展知识产权宣传活动，举办知识产权国际合作论坛、政府业界知识产权圆桌会议等；发挥企业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援助中心作用，做好海外重点展会知识产权工作，开展企业培训和重点热点问题研究，更新完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和动态信息资料库，不断建立健全海外预警、维权和争端解决机制，提升企业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和管理能力。
（四）加强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引导律师协助知识产权密集型行业、企业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创新、使用和保护机制，增强企业自主保护知识产权的能力。指导各地搭建服务平台，开展适应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打击侵权假冒需求的专项法律服务活动。
五、强化宣传引导
（一）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培训。发挥打击侵权假冒工作网站主阵地作用，加强对打击侵权假冒工作的宣传。利用召开新闻发布会、组织新闻媒体采访报道、在主流媒体和网站开辟宣传专栏等形式，进一步扩大打击侵权假冒工作社会影响。在重要时点、重大活动前后，集中组织对内对外宣传。加强舆情监测，做好舆论引导。做好工作简报编发，交流经验、推进工作。广泛开展知识产权法律宣传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进网络活动。
（二）积极引导公众参与。加强举报投诉平台和举报处置指挥信息化平台建设；完善举报受理处置机制，落实有奖举报制度，加强跟踪抽查，切实做好举报投诉信息受理和案件查办工作。
（三）切实加强社会监督。将依法查办侵权假冒案件公开作为政务公开的重要内容，接受社会公众全程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