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不能做麻烦的制造者

杨涛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法院的一个法官在被人大撤销其审判员职务后，不仅继续担任审判长审理案件，而且还连续审理、判决了7个案件。（《中国青年报》7月1日）
这位法官的所作所为的确令人纳闷，也令人气愤。这7份判决书都能顺利地盖上法院的公章，想来法院的某些人也难逃其责。于是，该院迅速纠正错误，决定对其中6起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按监督程序提起再审，坚决予以纠正；对一起上诉到中级法院的案件，向中院讲明情况由中院发回重审，对岳屹华本人，将根据有关规定作出严肃处理。
不过，笔者也注意到，在该法官所审理的6起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目前只有1起当事人提出了异议，其他5起是法院在当事人暂无异议的情形下，自己依职权决定按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这就意味着可能在这5起中的某些案件中，如果对判决表示服从不持异议的双方当事人，不得不因为法官和法院的过错行为，陪同法院再一次过堂，徒劳地奉上时间与精力乃至金钱，还可能面临不利的判决后果。
然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因而，人民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案件，并不是说在案件的审理中违反了法定程序就能提起，而是这种对程序的违反要使判决确有错误才能提起。二七区法院对另外5起案件不分清红皂白一律提起再审，并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这种做法有些矫枉过正。
从理论上讲，尽管案件审理的法官不具审判资格，但诉讼是在法院进行，并由法院工作人员主持，而且判决书加盖了法院的公章，这就使判决书从形式上具备了生效判决的效力，法院与当事人都必须遵守，类似于民法上所说的“表见代理”。双方当事人在这一过程中并无过错，如果他们都对判决没有异议，就没有义务奉陪法院再进行一次诉讼。因此，法院正确的做法是，一是严肃处理违法的法官；二是告之当事人法官的违法情况，由当事人决定是否申请再审；三是如发现判决确有错误且这种错误有损于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利益时，依法主动提起再审。
法院是为解决纠纷而存在，“定分止争”是法院的天职，如果法院主动挑起矛盾从而引发纠纷，这就从根本上有违设立法院的本意，也与法院中立者的形象相悖。面对目前再审无期限、无次数限制、提起再审的主体众多等情形而严重损害生效判决的既效力与法院权威的现状，不少学者提出了对再审制度进行改革的建议，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取消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权力。笔者认为，除非生效判决确有错误且这种错误有损于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利益并且当事人不愿申请再审时，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其他情形下即使判决确有错误，法院也不应主动提起再审。因为，解决纠纷为已任的法院不能做麻烦的制造者。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tao1991@163.net
tao9928@tom.com


“非法证据”指侦查部门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以违反当事人权利的方法收集到的证据。“排除”指不能用非法取得的证据作为批捕、起诉和定罪的证据。国外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在法院审理时发挥作用，即不作为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使用，这种方式是以审判时排除非法证据促使侦查和起诉部门规范取证和使用证据的方法。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但是第四十三条同时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对于违反该条规定收集的证据是按照第四十二条作为证据使用还是按照第四十三条的规定排除其证据资格，我国刑事诉讼法缺乏明确的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非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取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法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得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可见，在我国对于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是持肯定态度，但是对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是否排除其证据资格，法律却未作规定。

一、对非法证据的理解

证据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但是，这种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并不都是真实合法的，它们或者本身就是违法的事实，或者是其表现形式不合法，或者是其来源即收集手段不合法的事实，以不合法的“事实”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这是难以被接受的也是绝不应该被允许的。所以，证据就有了合法与非法之分。我国法律中的非法证据主要是指通过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证据本身作为客观事物并无非法与合法之分，证据的合法性直接源于法律的规定或者可以从法律规则或者原则中推导出来。简单地说，非法证据就是违反了法定的证据形式、表现形式或者违反了法律规定的收集手段而取得的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重要规则，同时也体现了法制文明在程序法和实体法并重方面的进步。将一些证据规定为非法的是出于保护人权的需要，确切的说是保护犯罪嫌疑人人权的需要。如果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作为指控犯罪嫌疑人犯罪的根据，这对犯罪嫌疑人来说无疑是不公平的。如果肯定非法证据的证明资格，那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和诉讼权利将得不到保障。法律一方面要打击犯罪，另一方面又要保障人权，维持二者平衡的重要因素就是要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并重。

二、排除非法证据的认定

排除非法证据也就是切断其对待证实的案件的证明力和影响力，如果将非法证据比作一种传染病毒，要防止其传染有三个途径：消灭传染源、切断传染途径、预防易感染者。对于非法证据一经产生便是客观事实不能被消灭，如果我们不能杜绝非法证据这一“传染源”的产生，只能采取其他有效的途径阻止非法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力。其途径主要有：

第一，切断非法证据对案件审判者的影响，使案件的审判者接触不到非法证据，这样就迫使其丧失证据的证明能力。在陪审团模式下，法官在法庭开庭审理前将其认为不具有可采性和非法的证据剔除，从而是陪审团根本接触不到不足采信和非法的证据。我国虽然没有陪审团，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不能排除非法证据。

第二，当然，我们不能在庭前审查程序中排除一切非法证据，如果上一种切断非法证据“传播途径”的方法仍然不幸的使法官受到了非法证据的“感染”，则要求庭前审查机关明确告知法官对非法证据不予采信。同时，在法官作出审判时，要求其详细说明判决的根据，从而证明其裁判已经排除了非法证据的影响。

（作者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