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


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
1993年9月4日，国务院

第一条 为了教育、挽救卖淫、嫖娼人员，制止性病蔓延，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收容教育，是指对卖淫、嫖娼人员集中进行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组织参加生产劳动以及进行性病检查、治疗的行政强制教育措施。
收容教育工作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第三条 收容教育工作由公安部主管。
第四条 收容教育所的设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自治州、设区的市的公安机关根据收容教育工作的需要提出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地方计委、财政部门应当将收容教育所的基本建设投资和所需经费列入基建计划和财政预算。
第五条 收容教育所根据工作需要，配备辅导、医务、财会等工作人员。
第六条 收容教育所应当设置收容室以及教育、劳动、医疗、文体活动等场所。
第七条 对卖淫、嫖娼人员，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罚外，对尚不够实行劳动教养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决定收容教育。
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卖淫、嫖娼人员，可以不予收容教育：
(一)年龄不满十四周岁的；
(二)患有性病以外其他急性传染病的；
(三)怀孕或者哺乳本人所生一周岁以内婴儿的；
(四)被拐骗、强迫卖淫的。
第八条 对卖淫、嫖娼人员实行收容教育，由县级公安机关决定。决定实行收容教育的，有关县级公安机关应当填写收容教育决定书。收容教育决定书副本应当交给被收容教育人员本人，并自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通知其家属、所在单位和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
第九条 收容教育期限为六个月至二年。
收容教育日期自执行之日起计算。
第十条 收容教育所对入所的被收容教育人员，应当进行性病检查和治疗。检查和治疗性病的费用一般由本人或者家属负担。
第十一条 收容教育所对被收容教育人员，应当按照性别和有无性病实行分别管理。
被收容教育的女性人员，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进行管理。
第十二条 收容教育所应当依法管理，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严禁打骂、体罚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被收容教育人员。
被收容教育人员应当遵守收容教育所的各项管理制度，服从管理。
第十三条 对被收容教育人员应当进行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并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劳动，学习生产技能，增强劳动观念。
被收容教育人员参加生产劳动所获得的劳动收入，用于改善被收容教育人员的生活和收容教育所的建设。对参加生产劳动的被收容教育人员，可以按照规定支付一定的劳动报酬。收容教育所对劳动收入和支出应当单独建帐，严格管理。
收容教育所应当实行文明管理，组织被收容教育人员开展有益的文化体育活动。
第十四条 被收容教育人员在收容教育期间的生活费用一般由本人或者家属负担。
第十五条 被收容教育人员入所时携带的物品需要由收容教育所保管的，收容教育所应当造册登记，妥善保管，在被收容教育人员离所时将原物交还本人。
第十六条 收容教育所应当允许被收容教育人员的家属探访。
被收容教育人员在收容教育期间，遇有子女出生、家属患严重疾病、死亡以及其他正当理由需要离所的，由其家属或者其所在单位担保并交纳保证金后，经所长批准，可以离所。离所期限一般不超过七日。
保证金收取办法由公安部规定。
第十七条 被收容教育人员在收容教育期间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以及其他特殊情况的，可以给予表扬或者提前解除收容教育。需要提前解除收容教育的，由收容教育所提出意见，报原决定对其实行收容教育的公安机关批准。但是，提前解除收容教育的，实际执行的收容教育期限不得少于原决定收容教育期限的二分之一。
第十八条 对拒绝接受教育或者不服从管理的被收容教育人员，可以给予警告或者延长收容教育期限。需要延长收容教育期限的，由收容教育所提出意见，报原决定对其实行收容教育的公安机关批准。但是，延长收容教育期限的，实际执行的收容教育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二年。
收容教育期间发现被收容教育人员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尚未处理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十九条 对收容教育期满的人员，应当按期解除收容教育，发给解除收容教育证明书，并通知其家属或者所在单位领回。
第二十条 被收容教育人员对收容教育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对上一级公安机关的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一条 被收容教育人员在收容教育期间死亡的，应当由公安机关组织法医或者指定医生作出死亡鉴定，经同级人民检察院检验，报上一级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备案，并填写死亡通知书，通知被收容教育人员家属、所在单位和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家属不予认领的，由公安机关拍照后处理。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公安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012年6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该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该条文义可得知最高法院的司法态度是无论权利人是否追认，无权处分合同都属有效。但这只是暂时解决了实务中的法律适用问题，理论界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是否应当有效的争论可能仍会持续下去。笔者就此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粗浅看法。
1999年颁布施行《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该条将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规定为效力待定，如权利人不予追认，合同的效力将归为无效（以下的讨论均以权利人不予追认为前提）。由于当时我国的立法资料一般不予公开，我们无法从立法理由书中查知该条规定的立法意旨。笔者不妨在此妄加揣测一番，如此规定的理由可能有三，一是无权处分合同系无权处分人未经权利人授权，擅自处分他人之物而签定的合同，对此恶意之人法律不应给予保护。而认定合同无效，直接阻断合同当事人欲达之目的，是对合同当事人在私法层面上最大的惩戒。非如此，不足以保护所有权人的利益。再比如，关于多重买卖合同，我们过去的司法实践中，通常的做法也是认定签订在后的合同均属无效。出卖人怎能不讲诚信一物多卖呢？！制裁你，无效！让你达不到非法目的。二是我们过去在认定合同效力时，通常将其与合同履行结果挂钩。即合同能够实际履行为有效，如果没有履行或不能够履行则为无效。无权处分合同根本就不能或不应该得到履行，所以无效。多重买卖合同中，一个标的物无法对所有的买受人交付，所以签订在后的买卖合同无效。再比如，《担保法》第41条规定：“当事人以本法第42条规定的财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生效。”倘若未办理抵押登记，合同将不生效力。虽然不生效力与无效略有不同，但实际上都是按照无效合同的原则处理。等等此类，都是这种思路的产物。三是借鉴国外立法例。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有无权处分效力待定的法律规定。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18条第1项规定：“无权利人就权利标的物所为之处分，经有权利人之承认始生效力。”似乎是基于以上原因，1999年我国合同法立法时规定无权处分的合同未经权利人追认无效。
随着我国司法实践大量案例的的提炼和民法理论的深入研究，我们越来越感觉到认定无权处分合同无效的弊端。一是无权处分合同被认定无效后，善意买受人不仅不能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甚至无法向出卖人（无权处分人）主张违约责任，要求赔偿包括预期利益在内的全部损失，而只能向出卖人主张缔约过失责任，请求赔偿信赖利益，二者之间差距甚大。对恶意之人不讲诚信的惩罚和对权利人合法利益的保护，竟然变成了伤害善意买受人的利器，无法保障交易安全，不符合合同法鼓励交易的立法目的。在多重买卖合同中，签订在后的买卖合同认定无效后亦是如此。于是，最高法院顺应实务需要，出台的《合同法解释二》第十五条规定：“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合同均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买受人因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请求追究出卖人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解释规定了多重买卖合同均为有效，解决了此问题实务中的争端。但是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的争论似乎却愈演愈烈，特别是无权处分又往往与善意取得制度存在联系，而善意取得制度中合同效力问题争议更大（本文不做详论）。其次，将合同是否履行和是否能够履行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标准更属立法技术错误。买卖合同的订立是以物权变动为目的的原因行为，属于债权关系范畴，其是否有效应当依据《合同法》第52条来判断，况且合同有效与否应当在合同订立时就已确定，怎么能根据履行情况再倒推合同的效力呢？鉴于此，《物权法》第187条已修改了《担保法》第41条的规定，是否办理抵押登记只影响到抵押权是否设立，而不影响抵押合同的效力。《物权法》第15条还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该条确立了物权变动与其基础关系或者说原因关系的区分原则，物权是否变动，也就是说合同是否履行，不再影响合同的效力，实乃立法之一大进步。再者，上举国外及其他地区立法例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系因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采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承认独立物权行为理论。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曾认为台湾地区“民法”第118条第1项所指的处分，“不以物权行为及准物权行为为限，买卖契约亦包括在内。”但现在通说认为第118条所谓的无权“处分”，“系指处分行为（物权行为及准物权行为）而言，不包括买卖契约在内，其买卖契约有效，无权处分人不能为给付时，应依债务不履行规定，负损害赔偿责任。”而我国采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不承认独立的物权行为，以物权变动为债权行为之当然结果，并以交付或登记为生效要件。例如，《合同法》第130条关于买卖合同的定义，就是对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一体把握，将处分行为纳入到债权行为当中，视标的物所有权变动为买卖合同直接发生的效果。另依《合同法》第135条，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直接依据买卖合同，而不需要在买卖合同之外，再有什么关于所有权变动的合意即物权行为。因此，我国《合同法》中无权处分效力待定只能是指合同效力待定，而非其它行为效力待定。这说明我们在继受国外先进立法成果时，难免会望文生义，囫囵吞枣，因照搬条文，而失其原意。
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问题一直困扰着司法实践，若认定无权处分合同有效，将受到《合同法》第51条的掣肘；若认定无效，又无法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合理信赖，与现代民法越来越注重保护交易安全的趋势相悖，司法实践亟需立法层面做出积极回应。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把无权处分合同效力规定为有效，无疑是符合立法趋势的，殊值赞同。但解释法律不能无视现行法的规定，《合同法》第51条语义明晰，不生岐义，该条解释与其冲突显而易见，实为法院造法，难免遭人诟病。2000年最高法院出台《证据规定》时，其立法初衷也是好的，但因其多项内容与《民诉法》相冲突，备受质疑，导致各级法院掌握尺度不一，最高法院不得不又下发通知纠偏，已是前车之鉴。因此，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问题，出台司法解释只能是权宜之计，期能在修订合同法时从立法层面加以详定。

（作者：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法院 黄磊）